沸沸扬扬的苏富比拍品苏轼《功甫帖》的真伪之争，跨越了1314，终于在2014年新年的第一天迎来了突破。昨日，千呼万唤中，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一万多字的相关学术报告完整披露于媒体之上。
2013年9月，上海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 (约5037万元人民币)拍下苏轼的《功甫帖》。不料，3个月后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三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向媒体透露最新研究成果，称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一时，有关《功甫帖》的争议四起，是真是假，不能分辨。
考证观点：“形体相似，气韵不畅”
昨日见诸媒体的学术报告共有两篇，记者注意到，在署名方面，三人皆以个人名义发表，并无特别指明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身份。单国霖以“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形体相似气韵不畅”为题，直接点明了自己的看法。
从《功甫帖》的书法本体出发，他指出苏轼书写有其自己的特点，“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划显得秀拔，而右边笔划有内收之势。”单国霖指出，在细察了苏富比的拍品后，他认为这一《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辍……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
此外，他认为，帖中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很可能都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的不合笔顺的毛病。另外，“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划，再行上挑，殊不可解。”由《功甫帖》中诸笔法的瑕疵，单国霖认为，这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
钩摹石刻拓本：“用墨不精，如小儿描朱耳”
与单国霖从书法本体的角度考证不同，另两位研究员钟银兰、凌利中则从“双钩廓填”的技法出发，认为这一《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不过，对于钩摹本制作的具体时间，“目前可能存在不同看法。”
在这篇“‘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的文章中，两位研究员指出，通过对拓本和墨迹本的比对，表示“墨迹本”《功甫帖》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可以初步判断，以双钩轮廓为基础的‘墨迹本’，廓填时分别采用了钩填、摹写、杂以己意等多种手法，也就造成了与‘拓本’间若即若离的令人费解之现象。”
“需指出的是，即便相同的依样画葫芦，‘墨迹本’作伪者的‘双钩廓填’技巧，与忠实于《诒晋斋摹古帖》的《刘锡敕》钩摹本相较，差距十分明显”，两位研究员认为，墨迹本《功甫帖》的作伪者“用墨不精，如小儿描朱耳”。同时，他们强调，该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骑缝印、著录、鉴题等处也存在破绽。
藏家刘益谦：“学术讨论，谁占理听谁的”
对于三位研究员正式出炉的学术报告，身为藏家的刘益谦作何反应?昨日，刘益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松了口气”，他表示，这说明质疑不是来自上海博物馆，而是它的三个工作人员，个人行为不代表组织，接下来就是大家发表不同学术看法的时候了。
刘益谦透露，苏富比方面很快会根据发表的学术报告和观点，一一研究后作出回应。他强调，从个人的角度来说，自己只能做个旁观者，“学术讨论哪边占理，我听哪边的，我再来判断我这个东西最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刘益谦透露，苏富比有规定，两个以上的国家级研究员出具不同意见的报告，是可以妥善处理有问题的拍品，国内拍卖公司目前则没有这个条款，“不过，我不会因为有了这个条款，就莫名其妙去退掉，还要讲一个基本的价值标准，关键是整个行业对这个报告的学术观点认不认可。”
何谓“双钩廓填”
“双钩廓填”系覆透明薄纸于书画原作之上，先以墨线勾描轮廓，再以纸绢于稿本上钩摹，墨线勾好后，再染墨敷色。以书法为例，具体而言，即以细线双钩轮廓于纸绢上，可深可淡，再填墨;或用影摹手法，将双钩稿本垫于纸绢之下，在纸绢上或摹写、或钩摹结合。上述手法，均以原作双钩轮廓为依据，故称“双钩廓填”，作品谓“摹本”或“钩摹本”等。
“摹本”最初主要用于复制古代名家原作，旨在保护原迹，以及易于传播流行、临摹学习等功用。此法盛于唐宋，并以精妙著称于史。明清以降，“双钩廓填”更被作为坊间制造书法赝品、欺世牟利的主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