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东旺
文/忻东旺
这是我的第二个个展，今年我正好50岁。50岁是一个熟悉又遥远的概念。因为在儿时，50岁好像是父辈们的专属年龄，似乎永远与自己无关，谁知却如此快地悄悄逼近我的身边。这样一想却也好笑，我自己觉得心理还没有跟上时光的脚步。可在我们儿辈的眼里，我们又早是妥帖的五十岁身心了。既然五十岁是今天真实的现实，就认真想想五十岁的问题。回头一看，五十岁可却也有不少的经历了。但放眼未来刹那又变成了一个无智的孩童。如果说我在五十岁时发表感慨的话，恐怕在千头万绪中有两个字是醒目的；那就是“幸运”。我相信有太多具有绘画天分的人无缘走上这条路，而我却泰然处之。这无疑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和幸福。我虽然曾经历坎坷，但比起这份幸运来，那却都是成就我的崎岖小路。想到这里我由衷的欣慰。感谢在我这半生中与我有关的人和事，你们的帮助或扶持、教导或启发，是这些所有成就我坚实的行走在艺术的道路上。
在我童年的心灵中，喜欢画画是一盏温暖光亮的小油灯。虽然所处严寒的社会气候，但寒风中也有氧气使那盏小油灯火不断闪耀。首先，那个年代社会主义革命题材的年画，对农村的美术气氛感染是相当大的。那个年代给我留下了空前绝后的社会性审美熏陶。后来年画就变成了抱鱼的大娃娃。再后来又变成了电影明星美人照，就越来越不令我喜欢了，再后来年画就绝迹了。第二我要感谢村里一位冯姓会看天气和风水的白胡子老爷爷。他老人家是最早赏识我的人。他曾经给我买过第一盒干块水彩，在他家的炕围子上画出了令我欣喜的图画，那年我十三岁。第三感谢村里的另一位白胡子李姓老爷爷。他在大街上的大字报上画的批林批孔、在家里墙上画的瘦马图都是我在绘画萌芽阶段的滋养。“画人难画手，画马难画走”，就是从这位白胡子老爷爷的慈口中说出来的，这是我听到的第一句有关画画的“经文”了。那时我可能更小，只是会在小学课本的空白处画满了“英雄人物”的图画。当然还必须要感谢我的父亲。从开始嫌我画画浪费纸到后来主动给我买了一本大厚书《农村美术实用手册》。那书中的画作我依然清晰记得。那是我学习绘画的第一本“宝典”。回想起来要感谢的人很多，小学的美术老师温和慈爱的话语，小伙伴们的赞溢之情。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教我素描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是当年内蒙化德县文化馆二十四岁的老师王凯，在和他学画的短短几个月里，他教给了我至今在教学中受用的画理，即“画明暗层次要排队，先从最暗的画起”。还有他有一天拿出两幅画的印刷品，一幅是在那个年代看惯了的红光亮人物形象，一幅大概是刚刚文革结束后，我也记不得是哪位画家的作品，是人物面色苍白的油画。老师问我：“你看这两幅画哪幅好？”我指着红光亮说：“这幅好。”老师说：“不对，是这幅好，因为真实。”
这一路走来得到贵人相助之处实在是太多太多，在此无法一一道来。在我小的时候因家庭出身地主、富农饱受欺辱，因而很早就形成了我的自卑心理，那时最怕填表格中的“成分”一栏，我是多么不愿意填写上地主或富农二字呀。好在我会画画还撑起一点自信来。后来我走村串户耍手艺当起了民间小画匠，又到山西投奔亲戚干零时工、刷油漆、割玻璃、也画画，倒总也没有脱离过画笔。1986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两年大专毕业，彻底改写了我的农民或零时工身份，成为了有国家正式工作岗位的中专教师，从此我的画画热情得到了更大的激发。画油画太难了，当时山西省的名家在那里摆着，难以逾越，有老一代的油画家武尚功，有少一代的青年才子山西大学艺术系的毕业生梁力强，更有山西大学后来成为我在中央美院高研班同学的刘建平老师，论辈分他可是我的师爷辈。因为我大专老师是刘建平的学生。还有其他几位画油画的，他们都是山西油画界的翘首。我一个两年大专毕业生怎敢与他们相提并论！再说我上了两年大专确实也没学到像样的油画技巧，所以选择小画种——水彩，另辟蹊径。可也画出些名堂来，却被山西师范大学艺术系破格调入。说到这一步我不得不要感谢两个贵人，一位是刚刚组建的艺术系主任张德录老师，他看到我在省美展上的水彩画认为我有前途。向学校举荐。另一位就是时任校长的陶天一校长，这是一位意气风发的校长，语文报创始人，有魄力！他立刻同意破格调入。与此同时我的另外一种自卑感又显现出来了，又是填表一栏中的学历和学位，这次我是多么希望在学位一栏上写上点什么内容呀，但我不得不留着空白。“学士”“硕士”“博士”这是多么荣耀的字眼呀，可我一个都挨不上，碰不得。每到这时又是我的作品给了我自信的撑腰。
我时常庆幸自己画画，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无其他能耐。同时我又时常感念画画，是她引领我走上了人生最美好的旅程。当然我更感念生活对我的磨砺，也感念在求艺路上帮助和指导过我的人。我至今难忘1993年我报考中央美院第七届油画系助教进修班的创作考试中，开考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脑子还一片空白，看到别的考生都已熟练的画出的创作色彩稿，我一下紧张到了极点，最终才勉强画出了些什么。结果听说我的名次排在了要招收二十位学员的最后一名，但是不能录取，是因为还要照顾一名少数民族地区的学员。这次进修的机会对我当时来说是太渴望了，所以我斗胆写信给当时的油画系主任潘世勋先生表达我的迫切之情。感谢潘先生开恩录取了我，在中央美院进修这一过程是我艺术理解认识的一个飞跃时期。
在美术领域我终于和中央沾了些边儿，得到了些诸位画画人心目中神圣的大名家的指导，那可如同见到了“真佛”。靳、詹、朱，在我们眼里那好比一百元上的毛、朱、周呀，他们的训导在我心目中一点也不亚于马、恩、列呀。我如饥似渴地聆听，旁听和侧听，他们的金玉良言。接着还有钟涵先生、苏高礼先生、葛鹏仁先生、吴小昌先生、潘世勋先生等等我通通把他们看作为中央十大元帅的级别，从他们的训导中我领悟出油画应该追求的难度。进而有孙为民、杨飞云、朝戈、王沂东等如日中天的中年老师，他们在我感觉中至少也是师团级别的人物。说来奇怪，不知为什么我总不由自主的把中央美院和中央政府联系在一起。像王玉平、申玲、刘小东、喻红这两对小夫妻四位“青年将领”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们（她们）的创作风头正劲“战功”赫赫时，作为同龄人的我却还在云里雾里。总之，中央美院就是我想象中的中央美术军委，光油画系的阵容已是蔚为壮观了。更何况，还有壁画系，版画系，雕塑系，民间美术系等各大方面军。那是何等的气象。因此在我们进修班这些杂牌军的眼里满目惊羡。班里也有一二是系出名门的美院科班学员，也算多少填补了一点我们心里的落差，当时有位湖南来的同学谭浩，因毕业于浙江美院，固嘴上常挂着“我们是‘黄埔军校’的”。与他相对时略感自卑，和他相并时暗感自豪。
一年半的进修学习虽然学了很多，也开了些眼界，但还是感到一头雾水，看不到方向，只是觉得基本功不够，美院的老师极强调基本功的“真传”。这让我一度感到很绝望。重新激发出我绘画希望的是版画系的年轻教师王华祥，他的“将错就错”理论，让我们这些非科班“先天不足”的学员们兴奋不已。他给我们上了十多天的课，很快把大家的绘画热情调动了起来，也甩掉了沉重的包袱。有的同学在短短几天就画出了惊人的素描作品，这对于我来说好比打了一针兴奋剂，让我的思维顿时活跃了起来。当时我感受到王华祥老师的教学思想，虽然不可能成为美术学院的教学饭菜，但肯定是一剂良药。给常年吃硬饭的美院基础教学造成的阻滞和消化不良，“打打食”，使美术造型基础变通起来了。王华祥老师的《将错就错》教学观念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但是我不是很认同这“将错就错”的提法，虽然我理解王华祥老师只是用这几字借喻，但是我觉得还缺少一个“意在笔先”的环节，我更愿意理解为“得意忘形”。之后我在图书馆里碰到一本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画集，其中的汉俑那浑然天成的意趣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我似乎从那岁月自然痕迹中感到画色彩也肌理之美的启示。因此在进修结业展中我画了名为热土的有陶俑效果的油画。我由于从汉俑中读到了天人合一的美感，因此在结业展上也画出了另外一幅强调笔意的女子肖像（我爱人张宏芳）《夏杏》，受到老师们的好评。
在进修的一年半其间我由原先以农村生活情感为依据的创作到具有思辨性的探索游移不定，也感到困惑。因为前者尽管我自个儿很动情，但那时乡土题材的画都会被认为是“行画”。而后者自己总觉得心中没谱。好在那一阶段有这样两幅画分别参加了“油画年展”和“首届油画艺术展”给我又增添了一些信心。
从北京回到山西，冒了几个小泡过后，我又陷入了迷茫，又不知道该画什么和怎么画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同车站的广场上看到黑压压的一群似乎是我家乡的农民，大包小包地相簇在一起，我先是一怔，接着心咚咚地急跳起来，这是怎么了？他们为什么集体出走？我在心里自问。在我纳闷的同时，已被这些生动又亲切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于是我及时的拿起了照相机。当交卷冲洗出来，迎着亮光一看，那一团团，一群群饱满的人群和饱满的形象顿时令我心若脱兔。很快一幅连我自己都感到新奇的作品诞生了，这就是我的成名作《诚城》。当年参加了“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获得银奖，这是我绘画生涯的“日出”，时为一九九五年，我的女儿小曼刚刚出生。双喜临门，在我喜悦的同时，也体味出些人生的责任来。我对这一幅农民工题材作品也触发了我关于社会文化时代层面的思考。接着我又从一堆照片中开发出另外一幅作品《明天多云转晴》，在《诚城》中，我主要被我熟悉的农民形象集中出现在城里震撼，连接了我在美院进修后感悟到的油画表现的写意性与农民工建筑工种特点。我把油画颜料与水泥的语境联系在了一起，把油画刀与泥抹子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明天多云转晴》中，我则考虑到，农民工突然大规模的出现在城市人的视野内、生活里，主要想表现城市人心里的不适感。因此我夸大了人物的头部与景深对比，给人一种突如其来感，同时我也想体现一种信息感，所以在表现语言上采取了笔触分离效果，似如电视信号，作品名称也借用了一句生活中最熟悉的天气预报习语，以示讯息万变的现代生活感受。这幅画参加了1997年的“首届中国油画学会展”并被挂在了显眼的美术馆中厅重要位置。这使我对自己彻底建立起信心。是年，我的儿子出生，取名大庄。本意是想让他将来不要忘记自己祖辈是庄稼汉出生，无意冲撞古贤圣哲。
两次集中的亮相，使我在油画界也小有知名度，已敢迎上前去和靳先生，詹先生等握手了。从他们的握手力量中我也感觉到了鼓舞。接下来的路怎么走？这是横亘在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小山。如法炮制吗？肯定是味同嚼蜡。在此其间我还真画过一幅那种画，不过夭折了。根据题材内容意境我算是成功的画出了自己的风格，但接下来如果所谓风格的反复玩味就会成为僵死的样式。这个道理我倒也想的明白，主要原因是这样画画感受不到创作的乐趣与兴奋。是另外一种因缘触发了我写生创作的开始。我原来对油画色彩知识掌握和理解的很有限。在美院进修时，福建的同学李晓伟色彩感觉好，他告诉我的方法是多作色彩写生。另一次契机是我的《诚城》参加“第三届油画年展”时，很多画家都住在美院边上，和平饭店后面的“西溏子旅馆”，这是一家白天是澡堂子，夜晚住宿的小旅店，在这里我向同住旅店的闫萍请教：“我的画为什么远看就出不来，视觉冲击力为什么弱呢？”记得闫平语重心长的告诉我要多写生，她的每一幅画都要进行写生练习。就在我走投无路之时想起了要加强色彩写生训练之事。那年正好有一位宏芳家农村亲戚小伙子来她妈家走亲。他的形象很吸引我，于是便把那小伙子请到我家里画。整个过程都很激动，取名为《客》。自此，我产生了柳暗花明之感。“乘胜追击”，在这种状态下我又连续画了《适度兴奋》和《远亲》分别参加了“首届中国油画肖像作品展”、“前进的中国——中国油画青年美展”和“第九届全国美展”。后两幅作品分别获得了“中国青年油画展”奖和“九届全国美展”铜奖。这时我已调到天津美院油画系任教。说到这儿，我还要感谢时任天津美院油画系主任的孙建平老师。他是我在中央美院助教班进修时的同学，虽然他是资深的老师了，但大家都叫他老孙，我也跟着这样乱叫了几年，后来觉得不妥改称孙老师。孙建平是美术界出名的大好人，助人为乐是他的常态，是他把我和哈师大的同学赵宪辛调到天津美院，从此我又上了人生与艺术的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