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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踏入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回顾了上世纪50年代分别由文化部、中央革命博物馆组织的两次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历史画创作。历史题材创作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重大事件中的人物作为重点。”历史是对过去岁月的记忆，而革命历史则是对革命年代的记忆，美术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因而就成为图解革命历史的重要形式。在新时期的1979年、1983年、1997年，各美术创作、研究机构又举办过规模不等的历史题材主题创作，而本次以100件（幅）的规模、百余位美术工作者以国画、油画、雕塑（包括壁画、浮雕）等造型门类反映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再次踏入历史题材创作的“河流”，力争创作出具有民族史诗性质、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大型作品，在共和国成立60年的岁月中尚属首次。
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等政协委员认为，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画创作，产生了《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一批精品，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整体面貌和审美价值取向，而今天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命题，则具有完整的展示序列和全景式的视野，因而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产生新的美术力作。吴为山委员说，“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题材创作注重再现，强调的是用写实手法表现现实题材，所以欠缺透过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历史观的价值判断和提升的悲剧意识。这也是我们想在此次创作中着力挖掘的。”
毋庸赘言历史题材的重大意义，也不必再论悲剧意识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单就历史事件转化成艺术作品这一过程中，历史事实如何与艺术规律、创作水准有机结合这一点，就是对众多艺术家的极大挑战。对此，龙瑞委员说：“图解历史事件，艺术性还是一个大问题。”在不少身为创作工程艺术委员会的代表委员看来，由于创作者的生活背景和思想经历与百余年前的历史事件有着天然的时间距离，因此在表现反抗“三座大山”，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百年历程的作品中，以大场面的正面刻画为多，细节、情节上的处理相对简单，由于构思的相似导致画面雷同；有的作品还存在“话说得太多”、画面处理得太满的毛病。龙瑞说：“ 表现宏大的战争场面不是中国画的强项，以国画手法来表现重大历史题材，我们一般的艺术品评标准——意境、笔墨，还都是起作用的。”
创作需要再次回到历史长河之中
创作《虎门硝烟》的李延声委员、记录《皖南事变》的施大畏委员、刻画《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杨力舟委员都认为，历史画创作的关键不是宏大场面的呈现，而是精神层面的开掘。吴为山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给艺术家带来的是两个重要课题：其一是反映历史事件的真实形态，其二是以艺术语言找到对历史创造性的解读方式。前者是客观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丰富的资料去找到并且还原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后者则是没有穷尽的，人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用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去解释历史。”对于创作者而言，如何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历史进程中关键的一瞬，并通过静止的平面和三维的空间来定格和塑造，是最为吸引人的话题。
曾经在30年前画过《毛主席派人来》的韩书力委员，此次创作的是《西藏和平解放》。“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这个岁数的人可以说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因此我想以参与者的身份来把握这个主题，以细节来阐述这个主题。”韩书力三易其稿的结果是，作品背景借用西藏传统美术的元素，主要人物是待解放的农奴和一支进藏的筑路工农兵部队。“由于是‘和平解放’，所以这支部队背的不是枪，而是行军包和筑路铲。”
三易其稿并不是特例，吴为山的雕塑《义勇军进行曲》改了11稿，只为了一个人物——聂耳。“我没有选用聂耳作品或者指挥的动作，而是把动作放在临界点上，蓄势待发具有更大的张力，以表现聂耳在行走中的身体运动、衣服的飘动，用个体的形象来展现义勇军不畏强暴、激越昂扬的斗争精神。”而龙瑞等创作的《红旗渠》则没有把重点放在开路修渠的群众身上，而是用山水画的形式展现红旗渠的全景。龙瑞说：“用山水景物也能代表当时战天斗地的时代精神；历史题材的创作更多的也可以视为艺术手段和形式的开拓与艺术思想的解放。”吴为山则认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创作相比，我们当今的创作应该更重表现——站在历史宏观的视角上，我们如何用手中的刀、笔“看待”1840年以来这段历史？
历史主题的美术创作，以客观史实为基础，而又不应止于对“客观”史实的记录，其中应该包含艺术家对历史的认识、理解和判断。这在一些反映新时代社会变革的作品中有集中的体现。施大畏、陈醉等委员认为，像知青题材、恢复高考、新时期的农民与土地、特区开发、战胜“非典”、希望工程、民族大团结等题材，不像1949年以前的革命战争题材，有特定的情节、人物乃至主题，它们更像社会生活中的一段“河流”，选择哪一个角度去表现和剖析，每一个创作者都会有不同的答案。陈醉说，只有牵动每一个普通百姓心灵的事件，才称得上重大，所以创作者应深涉生活之河，以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见证历史事件，让普通人的情感融入历史事件，在平凡中折射出伟大，才能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挖掘出厚重的历史感。施大畏说：“通过主观、创造性的表现，把丰富的思想感情寓于作品之中，使历史事件中的人物更传神，并补充历史事件在时间流逝后无法复原的细枝末节，最为考验创作者的构思功力和人文关怀。”——说到底，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始终是涉过历史题材之河、回溯历史事件原貌的美术工作者的必经之途；惟有如此，国家花费１亿元打造的“造型版”民族史诗，才能取得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伦理共识，美术家再入“历史之河”而创作出的作品，才能以民族为根，在国民中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共鸣。
倡议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杨力舟：加强博物馆建设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美协顾问杨力舟的提案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他表示，近几年我国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开创性的努力，建立和完善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从2006年开始，国务院先后批准公布了国家级名录1165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名录4155项，并且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这是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然而，建立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只是迈出了新的一步，因为“申遗”的成功，并不等于“保护”的实现。
杨力舟提出，另一种全方位的、能见实效的保护，要靠博物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包含的品类众多，不同的品类有着各自的特性和发展规律，尤其是与过去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传统手工艺也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沉淀下来，有的已经消亡，有的处于濒危状态。为此，博物馆式的保护就成为传承民族记忆、收藏珍贵遗产、传之后世的必要方式。将各种民间艺术、工艺生产过程、传承人的绝活、民俗活动资源，利用现代影像、录音等数字化手段记录下来，藏入各类博物馆。特别是那些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体现民族根性的原生态遗存，收集在博物馆里就更有深远意义，对这些东西的抢救性收藏是当务之急。
经过20世纪后半期的努力，特别是近30年，全国各地的美术馆、群众艺术馆，已经收藏了不少民间美术艺术品，以及戏剧、音乐、工艺美术等方面的珍贵遗存，但是与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在遗存相比，仍然显得微乎其微。还有大量的遗存需要认真挖掘，整合保护。建议国家尽早建立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省、市、区、县的文化馆、群众艺术馆要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藏任务，政府必须明确其职能，并且批拨专款，作为收藏与保护的经费。在经济发达地区可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类博物馆，一般省、市的文化馆、群艺馆要设专厅、专室，以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管、展览，以飨民众，使“非遗”的保护工作落在实处，并长期持续深入地进行下去。
国家财政对新发现的西藏文物点应加大保护力度
杨力舟委员的另一份提案是关于西藏文物保护问题。他认为西藏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块圣地。她是我文明古国璀璨的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页。仅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难以富有说服力。更要仰仗历朝历代能遗留下来的文物。自2007年4月开始第三次文物普查，至今已经发现新的文物点1616处，由国家登记造册的文物点就有2337处（其中复查721处）。从有关报导来看，新发现的文物点中有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唐加寺明代壁画，日喀则吉隆县吐蕃封土墓，定结县琼孜乡恰姆村和日屋镇恰姆石窟寺，曲玛古战场遗址，那曲地区尼玛县吉松村落，波密县境内首次发现了处石榷墓地，阿里境内就发现70余处石框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见中国文物报2009年2月13日《遗产周刊》）这些文物新发现规模庞大，成效令人震奋。然而也使我联想到对如此丰富巨大的文物点的传承保护，管理利用，免遭破坏盗掘，以及延缓自然风化的科学维护的任务则又有多么的繁重。特别是农村与边远地带，保护文物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
普查登记在册，政府做到了心中有数，其意义不可低估，但是真正的目的还在于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对于西藏历史的研究、文化的发展，藏区与内地关系的文脉，宗教历史的演进，艺术审美的独特创造都提供了极可宝贵的价值。这些事际物证，有力的展现了西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繁荣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对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榨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保护措施也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工作做好必然大大增加藏汉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建议政府对西藏新发现的文物点的管理要从政策上人力物力上加大保护力度。增加经费支持是首要的措施，希望国家财政为此要批拨专款，使西藏自治区的文物保护事业能够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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