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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人：近几年来，这些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逐渐在明晰。你写过《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中国肖像·十年精神史》等著作，联系当下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您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应如何去表达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张晓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概每10年就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反思性、批判性甚至是颠覆性的；90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转向了解构状态，无论美术、诗歌、电影或小说，一片反讽之声，调侃、泼皮、无聊的精神生活成了主流；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它在政治、外交、军事层面的优异表现，再经过自然灾害、奥运会以及金融风暴的磨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已逐渐恢复到曾经数千年拥有的自信状态上，对英雄主义、对崇高美好品质的推崇，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弘扬成为今天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民族没有自信，什么事也做不成。这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自信，很快就会转化为文化的自信。美国学者亨廷顿20世纪90年代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财富像权力一样被看做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亨廷顿的这个判断，更适合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中国当代艺术理应呈现并表达这个变化，事实上，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成长及所呈现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多元性，它逐渐生长出的文化独特性，正是中国人精神状态变化的一部分。
再让我写精神史，会和以前大不一样。我会注意到从解构、批判到重建这一历史叙事结构的转换，注意到民族文化中优秀思想如何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焕发出时代精神，注意到当代中国人以崇高性品质为核心的精神生活状态，以及当代中国人对世界经济、文化的独特贡献。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当代中国人所书写出的新的现代性。我想，今天即便是最崇仰欧美文化的人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可以堂皇地提出“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虽然它目前还不够丰满，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深厚的历史感及当代属性，正在世界范围内随着经济的扩展而被逐渐认可。
采访人：在中华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提出“中华现代性”这个概念，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复兴的现实必要性及可能性。
张晓凌：关于中国文艺复兴这个话题，争论甚多，积极的、消极的观点都有。我个人的看法是，一个新兴的现代国家，必然产生与其性质、地位相适应的新文化。因此，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历史趋势，不管你赞成还是反对，这个时代都会到来，只是它的成长需要时间。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的前提是经济的持续性高速增长，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这样，初唐到盛唐的情况亦如此。美国未来学家莱克西里认为，经济增长指数长期超过3%便会产生新的文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连续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经济学家们估计这种势头还将持续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文艺复兴的经济前提已基本具备。
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提到，总体来看，西方社会的扩张及西方文化的辐射扩展全球的结果是实现了技术的统一，而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主要是实现政治与精神方面的大同，在这个阶段,西方将让出主导权,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将能够起到主导作用。因此，汤因比对传统中国文化给予格外关注，他认为：像今天这样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2000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他乐观地强调，人类未来和平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轴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而其中八大文化遗产有六项来自中华文化。如中华文化在2000多年历史中培养出的历史经验和世界精神，儒家的人道主义，道家对神秘宇宙的直感，墨家的兼爱精神，佛教的合理主义等等。汤因比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他提醒我们，中国文艺复兴的文化资源是其他民族难以比拟的。
西方的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谈现代性建设，根本要义之一是文艺复兴。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李长之先生在抗战期间就意识到文艺复兴和现代性建设之间的关系。他在反思“五四”现代性的基础上构筑了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即“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在他眼中，“五四”的“启蒙运动”只是“现代”过程中的一个不完美的起点，只有超越这个起点，将“启蒙运动”延伸到“文艺复兴”，才能将移植的、过于清浅的、没有深度的文化运动转化为本土的、深厚博大、充满情感理智的精神文化运动。我个人认为，李长之的观点有着鲜活的当代性价值。经过80年代启蒙运动的冲击和铺垫，从文化学意义上讲，中国文艺复兴的可能性已经存在。
中国文艺复兴还有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所不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存在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文化中国”共同体。亨廷顿指出，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现实。遍及于世界具有中国血统的人正在根据“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来被重新表述。毫无疑问，这个文化共同体将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注入巨大能量和来自于不同地区的文化经验，同时，它也将是中国文化传播的超级网络。
谈了这么多理由，最后想说一点最重要的，那就是当前文艺生态的革命性改善。在这里用“革命性”绝非夸大其词，而是没有其他词语更适合描述这一变化。这个生态的宽容、包容和自由度超越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导致了中国文艺界众声喧哗、多元并举的良性发展状态。这个土壤，不正是一个民族文艺复兴的最好基础吗？
我们再回到“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一言以蔽之，“中华现代性”这一概念，决定了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时，都不要忘了我们首先是中华文化中人，其次才是现代人，所有问题都要围绕这个核心展开。在这个意义上，什么叫现代性？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可以概括为：现代性就是具有文化核心价值指向及属性的当代生存方式和态度。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从根本上讲就是民族文化价值观及精神的重建，否则，现代性就会是移植的、清浅的，甚至是空洞的。
采访人：改革开放30年，实际上是西方化和化西方的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譬如，这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和商业道德有关系的。温总理在剑桥讲演的时候提到，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表现为三种缺德行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道德底线。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华现代性”理解为用中华文明的优点去弥补西方文化的或缺性？
张晓凌：通过金融危机，我们突然发现一些曾经被否定的东西有其合理性。过去我们老是反思体制问题，现在看来，每一种体制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恰恰是这个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凸显出其优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上中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思想，是有其独特的优越性的。为什么中国没有金融危机？全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了4个，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为什么会有这种成就？就是因为中国人的道德观在起作用，中国人讲兼爱，敬畏自然之道，主张合理主义，考虑可持续发展。在西方现代文明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提出“中华现代性”，用中华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把它不够完善的地方弥补起来，这也是我们对人类现代文明进程的回馈。
在金融危机下，我们可以深层次地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的重大危机，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为什么人类遭受如此重大的经济灾难？再反观中华文明，是人类唯一传承了五千多年并健康持续发展、传承有序的文明，这其中的历史奥秘难道不值得我们探索吗？
采访人：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文艺复兴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表面的文化繁荣掩饰不了精神“空洞化”现象，精神的缺失使当下的文艺作品产生了普遍的价值矮化现象，大量文化垃圾产品的产生便不可避免。在这种状况下谈文艺复兴似乎缺乏底气。
张晓凌：学者们质疑和忧患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常常持这种态度。但我们不能将当下的困境和历史趋势混为一谈，反思、审视当下的困境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趋势应该是逻辑递进的关系，而非相互否定的关系。只看到困境而看不到历史趋势，会成为消极的历史悲观主义者。说到底气，我上面已谈了很多，再强调一点，就是100多年来中国人积累的现代性经验，以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通过探索和实验而产生的独特的，具有本土现代文化属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国画的探索和创新性成果，这就是我们文化上的底气。
反思困境及问题，不能不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至今的精神“空洞化”现象，这是解构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亵神、玩世和恶俗文化盛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破除其迷雾，在整合传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性经验，重建精神信仰体系，既是精神脱困的不二途径，又是文艺复兴的核心内容和伟大目标。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政府层面、知识分子层面，还是在公众层面上，都缺乏对文化发展的预期，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国际地位也缺乏必要的危机感。另外，还有一个很值得焦虑的问题，那就是作为精神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有普遍被功利化、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趋势。文艺复兴是由创造性主体来完成的，如果这个主体四分五裂了，哪里还有什么文艺复兴？我常常幻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那宗教般的性格与创造精神，与盛唐时期诗人们单纯、明快、瑰丽、深沉的人格不期而遇。我的意思是，伟大的文艺复兴是由伟大人格创造出来的。对这一点，我们目前只能充满期待。
采访人：现在可以说是机遇与困难并存。您认为衡量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标志是什么？
张晓凌：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工程，其指标不可能是单一的。在所有的指标中，一个核心指标就是有没有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甚至超越时代的重量级人物。我在前面已说过，这些人的高度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高度。
采访人：我们再回到中国画。目前中国画的创作，在精神品格和精神境界上，很难有令人满意的鲜明的“文化归属”特征，没有这个特征，作品就仅有技术没有精神、仅有形式没有灵魂，就会因缺少精神情感内蕴而没有文化生命支撑，成为“无根”的艺术。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归属”究竟在哪里？
张晓凌：你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文化是有根性的文化。从“五四”到新时期，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现在回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很无知的。我一直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是“枝”出了问题，在“根”的时代，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先秦人文理性光芒的照耀，整个东方大陆才走出了蒙昧时代，也正是“根”的伟大，才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唯一跨越五千多年历史仍生机勃勃的活态文明，你再去看看其他同时起源的文明，全都成了博物馆文明。所以，我们应当反省的是“枝”，而不是“根”。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画的文化归属问题，我觉得不必过分忧虑。从文化归属来讲，的确有一部分画家出现了精神漂移现象。但这很正常，这就像一个年轻的游子外出游历一样，注定要经历徘徊、迷茫和漂移，在漂移的思索和自省中，他会慢慢怀念、回归自己的文化母体。所有发展中国家文化在强势文化的挤压、影响下，都会有一段迷茫、漂移时期，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根本上讲，走出去到回归文化母体是一个精神自救的过程，它构成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成功的基本逻辑。正如帕斯所说：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原地。
采访人：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极大的提升。您认为这对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会有什么影响，对中国的文艺复兴意味着什么？
张晓凌：美国金融风暴爆发后，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和文化格局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洗牌就意味着秩序的重建，我认为这是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的一个战略机遇。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抓住这一机遇而有所作为。乐观地估计，欧美垄断国际文化话语权的局面将被逐渐打破，中国当代艺术被强势文化所选择的命运将会改变，以中国画为代表的民族艺术审美经验及语言创造将会进一步成为人类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所有这些，也许都可以被看做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征兆。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正处在中国文艺伟大复兴的前夜。
蛙声十里出山泉 一九五一年 齐白石
在传统中求变，使齐白石成为现代中国画的代表性人物。
采访人：傅京生 陶 宏 曹 俊
名家简介
张晓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艺术学组成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79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85年考入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著名学者王朝闻、刘纲纪，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出版专著有《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中国原始雕塑》、《中国民间美术全集·服饰卷》（上下卷）、《观念艺术：解构与重建的诗学》、《抽象艺术：另一个世界》、《中国肖像·十年精神史》、《中国绘画发展史》（上下卷）等；译著有《中国神话根源之谜》；主编有《高山仰止——王朝闻百年诞辰纪念集》和“中国当代美术现象批评文丛”“欧美油画风丛书”“中国古代画风丛书”“永恒的美丛书”“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丛书”等；策划了“中国油画双年展” 和“世纪风骨——中国当代艺术50家展”等大型展览。担任总撰稿的电视专题片有《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乡土到现代》、《中国绘画艺术》。学术成果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科基金一等奖、文化部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奖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优秀科研成果评论一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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