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广慈：我是个非常写实的一个人

　　艺术中国：瞿老师您好，今天做您这个专访是因为您下午的这个展览，您能否对您今天的这一系列作品做一个介绍？

　　瞿广慈：因为我从97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多现在已经有十年多了，这十年里，如同我们整个国家的变化一样，每个人都在变化，我们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念始终在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我们想守住某种理念，其实想守也守不住。在整个创造过程当中，希望尝试着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切入点来反映内心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基本面是一致的，但是我觉得最初的时候做一些风气化的东西跟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们的学院基本上不教你什么对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就是教你技术，以及怎么做得更漂亮、更符合标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也做到了，但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以及对事物认识的不断的加深和改变，我发现原有的那种表达方式和模式已经远远不足以使我觉得自身存在的份量，所以就开始进行另外一些尝试。我这批东西其实也是我近几年做这类题材的一个延续，或者相对而言是比较新的作品，相对而言从积量上面更大一点，或者说从形式上希望有一些突破。

　　艺术中国：为了这次采访我对您的作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整理出了您从学院到之后的独立艺术家这么一个过程，大概分为这么几步:从最开始在中央美院学习的过程中，您主要做的是偏向于学院派的写实雕塑。之后当您从学院这个系统出来之后做的是这一批带有强烈的个人符号化，或者说是某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符号化的作品，最近做的应该是一些相对新型材料的运用，比如说不锈钢、透明树脂，还有亚克力板这些，我关注到您在前不久于草场地三尚空间做的一个合展，叫做《指鹿为马》，当时跟您一起合作的三位艺术家分别是向京, 陈文令和曹晖，他们三个人的作品都是以写实为主要手段，当您把您的装置摆在一起做展览的时候，我近距离的关注到您在不停的摆脱雕塑的固有概念以及表现形式，通过您的独立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不停摆脱的过程中，请问您是不是有一个较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创作的脉络？

　　瞿广慈：我创作的内容实际上是随着我的个人命运改变而改变的，或者说在我个人命运改变的过程当中，随着整个一个大的气侯和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我自己也没有转变好，或者说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很多时候是主动的。我最应该从我读书的生涯开始，我原来在浙江美院附中，后来杭州毕业完了就直接到北京读书了。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到了北京这样一个政治化为中心的地方，对我们的冲击也比较大，那几年刚好赶上我们国家，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或者更进一步来说，从体制的很多变化来说，实际上北京是最前沿的也是最敏感的地带。因为没有涉及到个人命运，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识到这种东西。但是后来我读了本科和研究生，等到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比如说在找工作、留校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我不得不和太太一起回到上海，因为那时候一直很想留在北京，大的环境又起变化了，我就到一所大学里头当老师，创造了一个雕塑专业，自己组织了一个画廊，后来又当了几年的领导。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就逐步逐步的认识到，如果我们始终只是在探寻一个作品语言形式的话，其实是有点装模作样，或者对我生在这个时代、活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命运，我觉得是不对的，或者说无法使我真正的表达出我的存在。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些我认为能体现我个人想法和我背后发生那些事情的作品。

　　去学院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技术，当然在读书期间也碰到一些像隋建国老师这样优秀的老师，对我们或人生观或价值观影响巨大的人，应该说学院教育来说，他是个启蒙者。包括我们后来《指鹿为马》的这四个人，其实不管是从学识还是从那种对艺术或人生的理解上，多多少少都受过影响，这跟他们那一带人的耕耘或者说披荆斩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对我自己个人而言，真正的成长是因为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中央美院这么一个金字招牌，离开了中央美院，离开了这些老师之后，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我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不然始终是觉得是个学生，始终在对和错当中徘徊，是永远走不出来的。学习这个拐杖在早期的时候非常重要，但是当成长的时候必须要扔掉这个拐杖，不然也无法真正成为你老师所期望的样子。我后来也当过老师，我越来越发的感受到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在大概七年的教师生涯当中也的确尝试了很多的其他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像你说的，你看过我做过很多跟这些作品截然不同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套语言的模式。有些朋友跟我说，说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用这种语言以内容来表达你创作的最初想法的一种方式。其实我在当老师的时候就是这样，就在不断的尝试，其实你往前看，很多老先生，比我们高一代的老师都是这样过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在我们的领域内，幅度没有那么大而已。或者说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充裕的时间，由于他们的启蒙我们觉醒的更早一点，尝试的更多一点。

　　不管怎么样，做一个作品如果是有感而发的，它有什么样的结果，就像一个探测仪一样，你的作品就是一个探测仪，从自己身上找出试探，一个振动或者一个温暖的一个仪器而已。说句实在的，我不是很喜欢往回看的人，我喜欢往前走。不管曾经做过一些作品是成功了，或者不满意，或者别人怎么说，对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往前走。所以前面的东西都不是非常重要。

　　艺术中国：谢谢您。您刚才所说的，您说到隋建国先生，我想知道，他对您的影响具体是在哪些领域？

　　瞿广慈：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老师，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实践者，我们是一个旁观者，我们是一个观众。就像过去很多，说自己是帮着打球的捡球的人，我们就是捡球的，隋老师是打球的运动员。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其实以身作则，自己做作品，比任何语言都重要。一个说了半天的人，他必须会实践，伟大的是实践者。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他们，对他们的判断，也是看他们的作品来判断，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因为在整个中国的教育当中，始终包含了一个谎言的部分，人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很容易被一些语言所忽悠，现在到这个年龄已经不可能了。任何一种我们认为的，不管是行动还是语言，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能够捕捉到，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到我们这个年龄能感受到时间是有限的，过去我们感受不到，年轻的时候，永远是觉得时光是可以奢侈掉的，奢侈掉就意味着可能是永远花不完的，其实不完全。到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它是有一个限度的。当有一个限度时，我们看到很多事情。

　　艺术中国：我还想知道，您作为一个大众所认知的成功的当代艺术家，您是如何看待艺术家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从以前您的文字中，您认为艺术家应该以一种更为日常的方式，来参与到时代社会的现实存在着，我想听一下您更细致的讲解。

　　瞿广慈：不是说一个时代的存在。如果我想从时代的存在角度来说，过了多少年之后，比如说我们看唐朝，唐朝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他保留的一些东西来看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以及那个时代的人是不是具有一种野心，或者膨胀心，或者一种社会的状态。每一代肯定要给下一代留下一些东西，或者我们说的遗产，这种遗产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我觉得，艺术创作肯定是这两方面都会有的。作为一个现时代，我们给另外一个世界，或者西方世界一种中国当代艺术，西方人是通过中国当代的变动来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之后，也反过来了解中国现象之外的一些内在的东西。我想这些东西跟人一样，任何的软肋、任何的命门其实很多人都可以看到，其实每个艺术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是一种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