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用爱消除文化隔阂

您以前说过文化要担当道义的，请说说您的理解？

文化道义有两个部分，有的文化不能称为道义，有的是装饰性的，有一些文化是了解一些知识，可能了解一点审美知识，这和道义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它的核心，整体文化的核心应该是精神价值。文化要提醒企业家、提醒各个领域的人，也提醒各个官员，你们忙忙碌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自己的幸福、为了安全，这些幸福和安全都是文化概念，这就是道义。

为了你的幸福、也为了别人的幸福，一定不能抛开别人的幸福，一定要建立基本的人道原则，一定要救护弱势群体，一定要保护环境，终结关切的很多概念都是文化问题。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其实未必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按照经济规则来做，不见得落实群体，也不见得关注环境的文化，只有文化引导。为什么政治人们会关心到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问题树立在他们面前，所以文化是大道理。我们现在谈论文化的人往往是放弃了文化的道义层面，加了很多的是装饰性的吟诗作文。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其实未必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按照经济规则来做，不见得落实群体，也不见得关注环境的文化，只有文化引导。为什么人们会关心到这些问题，因为人类的问题树立在他们面前，所以文化是大道理。我们现在谈论文化的人往往是放弃了文化的道义层面，加了很多的是装饰性的吟诗作文。这样的话缺少了一种道义感，当文化缺少了道义感的时候，我想它一定能够成为一种爱因斯坦所说的问题了，文化是一种力量，但这种力量很可能会成为正面的，也很可能成为负面的，我们不希望成为负面的，所以不断的讲道义。

我现在还是看到生活中有一些慈善的行为，感人的故事，我都很感动，我觉得这是文化人应该做的事情。文化不仅要关心多少年前历史发生的战争，而完全不关注自己书房窗外有多少弱势群体需要你的帮助。

我觉得中国的文化离开道义的时间太久了，好象文化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其实窗外事正是文化人比较关注的内容，这是一个实现道义的大堤。如果文化不关注道义，文化失传之后就有可能成为人类生活中的负面的情况。

那您个人是怎样担当文化道义的？

我个人的观点是让我的读者和观众，通过我的努力使文化自觉，我年纪不小的时候还到伊拉克、巴基斯坦等这样最恐怖的地方走，这是一个道义。第二个道义是在社会上你不断的要讲，在我们的文化中，现在最缺的什么？最缺的是善良的精神，爱的精神，要不断的呼唤。尽管人家觉得你的呼唤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大家都想自己的孩子考第一，我还是要不断的呼唤，善比恶更重要，最根本的界限还是善恶，我们呼唤的是善良和关爱。

第三，只要看到生活中有不好的事情，你努力的要说话，不能躲在背后，所以前不久我看到深圳有一个已经过世的演员叫丛飞，他用自己的努力救助了很多人，他救助了一个流浪者，使这个流浪者成为一个作家、杂志的主编。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的感动。

前不久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学生用自己的家教、用自己的努力的资金帮助自己家乡考上了大学却没有钱读书的人，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促动了其他农村来的北大的学生，他们也纷纷加入了这个善良的举动，这个事情都使我感动。看上去你没有谈唐诗宋诗，我觉得这是文化的核心部位，如果缺少这个精神，就完全不够了。所以这方面我不断的呼唤。

我在媒体上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在街上走的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女孩晕倒在街上，她用人工呼吸的方法把这个素昧平生的女孩救活了，居然有文化人说这个女孩是不是当街卖秀，这个我很气愤，明明是非常好的事情，怎么在这些人的嘴里变成坏事了呢？她要救一个人，首先是要把这个生命救过来，怎么会作秀，一些中国文化人的脑子完全搞坏了。

作秀成了一个最坏的词，比见死不救还要坏，中国很多年轻的网民，或者是有一些年老的打造文化虚假形象的人经常做这样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年轻人搞糊涂了，很多很佩服那个女孩子的人也在怀疑，她是不是真的作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站出来，我们知道这样的事以后要为善良的事情呼唤，要为善良投石块和污泥的不好的潮流做教育。这是我在文化道义方面做的几件事情。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了文化的复兴，在你看来什么是文化的复兴，是要重塑我们的文化吗？

文化复兴是中国人非常美好的愿望，而且这个美好的愿望，我觉得有可能实现。因为中华文化曾经在过去一些年代里真的很辉煌。我们中华民族，凭这几点就可以说明，在遥远的2500年之前，在世界所谓的复兴时代，中国优秀的智者没有缺席，当希腊的哲学家、当印度的释迦摩尼、当波斯的一些哲人都在思考的时候，中国的现行者也在思考，当世界上进入了辉煌的帝国时代的时候，和罗马帝国并列的是中国的秦汉帝国，我们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当罗马帝国和其他的文明衰落之后我们还活着，在他们之后还出现唐代这样文明的时代。中华文明确实有一段时间辉煌，后来有一段衰落，特别是后来走向保守之后文化衰落了，思维就保守了，思维保守以后，国门就封闭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衰落，结果就受到列强的欺负。我们就走向了激进主义，要改变中国的状态，在文化上接触也不多，因为当时兵荒马乱。

现在中国又进入到文化大发展时期，如果文化不复兴，光是经济复兴的话，就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从这个意义上，经济要发展，文化必须跟上去，我们的经济已经复苏了，接下来就是文化的复兴了，加在一起，文化复兴和经济复兴和其他的政治文明，就引起了文化的复兴。虽然很艰难，但是是可以期盼的，我对中华文明的前途抱很乐观的态度。

我在20年前就和朋友争论，他们说要到外国去，中国没有希望了，中国文明没有希望了。我当时就很乐观，按照我的年龄，当时在上海我的英文很好，出去的条件也很好。有人问我，你的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留在国内。

我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人数最多，承受了几百年的贫困和屈辱，现在有可能走向富裕和强大，这个地方再远也要敢过去看看，哪怕在非洲和南美洲，承受了无数的屈辱和灾难，现在有可能强大，我要看看。何况这个地方发生在我的祖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句话可见是我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抱有希望。那个时候希望没有这么大，现在就更乐观了。现在大量的经济数字说明我当年的想法是对的。大家觉得经济很快，文化复苏的时候我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

文化复兴是不是重塑中国文化了？

带有重塑的意义，但是重塑的原料和中华文化有重塑的部分。不是整个框架拿来变成今天的文化，这有问题。因为2500年前的我们优秀的智者，他们讲的再好也没有和别的文明产生对话，我们现在21世纪中华文化主要的促进是必须时时刻刻和别的文明产生对话，这样的话拿他们的语汇系统完成新时期的文明对话很难。

我不完全指翻译的问题，因为思路和构架都不太一样，人家没有对话的可能，我们也没有对话的可能。如果要在全球时代一个伟大文明的现代的成员要建立一种新的构架。

我们谈了半天的文化，现在有人说文化的定义已经有一百多种了，余先生的说法是哪一种？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止100多种了，我当时的统计是189种，是很多年以前了。189种不是任何人都能定义的，这些定义都是世界上很多聪明的人认为是站得住的定义，可见，了不起！有英国的学者泰勒开始给文化定义之后，形成的时间比较长，一百多年的浪潮。

如果这个定义太长，有可能造成思想混乱，用最简单的话说，我心中的文化，一般意义上讲是指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从学术上讲的思想的问题，至于对文化的整体概念，我讲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请问您认为中国历史上对外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是哪个时期，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中国近代和现代的百余年进程中，中国的文化在哪些方面有改进？

毫不犹豫的是唐代。以前是印度的佛教传入也不错，但是这个交流还是不能单向，到了唐代，文化交流就非常的繁华了，我们可以举大量的例子，我在《文化苦旅》曾经讲过，有些唐代的诗人居然是波斯人，走丝绸之路跟祖先来到了唐代之后，成为了诗人。还有唐代科举考试可以允许外国人考，就可以在中国做官，中外文化交流没有障碍，中国的文化馆长当年也不是中国人，经过科举考试就可以。

在丝绸之路上活跃着很多的中亚的人，甚至活跃着很多欧洲人，很多中国人也慢慢的朝那儿走过去，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文化交流，有的是唐诗的文化交流，有的是物质文化，比如说丝绸、陶瓷，这都是文化。我认认真真看过丝绸之路在国外的地方，伊朗有一个叫伊斯法罕争议很大，是不是核工厂所在地。我到那儿去看的时候，是古代的时候丝绸之路，中国很多商人到那儿就回来了，卖给阿拉伯人。这个交流很好。特别是和日本的交流。

去年下半年我到东京参加联合国的2005年的世界闻名论坛，我去的时候看到他们展出的在西安发现的日本钱塘时候的一个碑，唐朝的皇帝还给他写墓碑，当时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对外国友人的来到，特别是唐代很好的学文化，成为中国朝廷都非常重视的事情。带到日本之后，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历史学家都知道的。

当时有几个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一个是鲁迅讲过的，“气魄很大，拿来主义”，当时不是很严格的分，你是哪儿的人，我是哪儿的人，大家交朋友，大家在文化上交流，在物质上交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另外，把我们的首都长安当做一个其他文明并存共乐的乐土，需要一个中心，除了刚才讲的宽大的心态之外，还需要一个交流中心。当时的长安毫无疑问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心，至少是东亚文化的交流中心。

另外，还需要有一些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比如波斯人，日本人，而且这些人和中国当时很多的代表人物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李白写了一个《悼昭衡》，听说他在一次航海中船翻了，死了，其实没有死。从这首诗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以人为本，是以文化产品为本，这是不够的，一定要以人为本，而且一定要有魅力的，有影响力的个人为本，印度人英文比较好，所以翻译过去，必须很灵活，这个人或者这批人，那么的有魅力，那么的能够引起文化的共同接收。

这样的人我们可能在今后需要培养，过去也曾经有过，比如我刚才讲到的，像李白和昭衡的关系，后来在欧洲出现利玛窦这样的人，徐光启这样的人，再到后来比如我们近代也出现了胡适之、林语堂，他们能用英文写一些优秀的著作为外国人写作，同时他们就非常深的中华文明，他们告诉外国人，中国是什么。

但是这些人有他们的学生，有他们的崇拜者，有他们的读者，由于这些人的存在，所以中华文化有了人和纽带。当然、胡适之、林语堂先生遇到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的文化活动没有很好的做下去。在新的时期，人和纽带式的人物非常的重要。

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在百余年当中有一些改进，但是步子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很重，一个是我们在改进的过程中，认识了我们自己的某一种弱点，也了解了欧洲文明的长处，这是一大改进。因为我们原来保守的时候，把外国文明都当做蛮夷，把中国的文化看得至高无上。以后这个文化就慢慢明白了，但是有一点偏激，有一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一点过分，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也不要对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犯的过分的某一些毛病过分的批判，他们已经过分了，我们再过分就不合适了。他们面对当时的情况做过分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生活在现在，不批判我们我们也过来了，因为知道当时他的原因何在，中国当时实在太弱了，晚清政府势态太腐败了。

他们要冲破这些有权有势的势力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的声音过于的响亮，不能把自己的观点提的太尖锐，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他们认为国家已经不行了，这是可以理解的。

终于我们慢慢的明白了，我们要用平静的方式面对我们的传统和西方传统，这是近代以来带来的某种思维的平衡化。第二个贡献我觉得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歌曲大奖赛的点评当中，我有一个非常深的观点，比如说我觉得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点上贡献很大。

19世纪一开始发现，20世纪初兵荒马乱的中国凭着甲骨文考古出了商代，所以这个时候对中国的历史的起点有更深入的认识，这是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一大贡献。对西方世界有了比较明细的认识，对中国的古代史也有了深入的研究，我们要给他一个很好的定位。

谢谢余老师的解释。这位网友提到了对外传播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向海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时候在技巧和方式上要做哪些改变？需要采取国际化的包装手法吗？

我们确实需要最好的手段，在开始的时候应该借助于国外具备的传播成熟的力量，国外的很多传播方式和传播力量，他们其实多数是商业行为，他们不见得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们不要完全看成是和我们对立的东西，他们完全可以是传播中华文明的工具，他们更有效。他们知道传播对象是谁，他们知道用什么方法运作，一定要寻找到他们的力量。我们以为外国人看到我们的书、我们拍的电视剧、电影，我们的演出以为外国人自然会喜欢，其实不是的。我们一定要寻找他们的力量，这也是文化传播中非常重要的手段。

如果一个国外的艺术家到中国的县演出的话，离开他们的演出公司，我们也是两眼一抹黑，中国人不要这么幻想，我们的剧种到了国外，不经过人家的包装就很轰动。其实不是的，上一次一位中国人到我们这儿说，我们发现，我们这儿出去的很多自认为很好的演出，按照他们的操作方法，看的都是中国人，有时候某个省地方的剧种看的就是他们省的人，回来说的时候才说在纽约引起轰动。

我们一定要用他们的手段、他们的网络完成我们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所以这次我们在论坛的时候，都明确了这个事情。在方法上不要一厢情愿，不要自己包办到底，这是一个技巧上的问题。

第二点我必须要说明的，我们现在在文化交流上遇到的问题，我觉得首先不是技术问题，是观念问题，技术问题迟早要解决，有外国人，还有很多的留学生回来，今后总会解决。但是观念方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交流之道而不是交流之术。中国古代有道和术的区分，要在道上动脑筋，不要在术上动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