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认为，“石涛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传统画论的集大成者。游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这也许是石涛成为反思中国美术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切入点……     
  
　　中国文化讲求用中，温柔敦厚、平淡天真是中国美学的最高鹄的—— 
　　“为什么传统文人画家始终没有跨入彻底的抽象？当中国与世界，特别是与西方世界发生进一步交流的时候，中西美术家都提出了这一疑问。” 翻开《解读石涛》画册的扉页，您会看到这样一句颇具深意的追问。 

　　这时，您的脑海里也许会冒出一连串的疑问，石涛是谁？他在中国美术史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提起要“解读石涛”的时候，会让我们思考一个如此宏大的命题？ 

　　游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让石涛成为反思中国美术传统的最佳切入点 

　　10月11日，《解读石涛》书画展在万寿寺内的北京艺术博物馆里低调地拉开了帷幕。也许是石涛的名气不够响，到场的媒体并不多，来参观的人士除了主办方邀请的嘉宾外，大部分都是在京美术院校的学生，想象中排队购票，摩肩接踵的场面并未出现。 

　　石涛，这位生活于明清之际的画僧，在艺术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杨玲博士介绍说，“在欧洲艺术家还致力于神话与宗教的题材时，石涛已经开始在谱写点与线、黑与白、笔与墨的奏鸣曲，并将这种探索上升为人与自然，心与物象的对话，他的作品和现代审美接近。” 

　　吴冠中先生认为，“石涛是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国传统画论的集大成者。游走在现代和传统之间，这也许是石涛成为反思中国美术传统与现代的最佳切入点。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在万寿阁上的会议室里，专家们开始了对石涛的解读和思考。同时，对“为什么传统文人画家始终没有跨入彻底的抽象”的命题，也摆到了他们的面前。 

　　中国画开始描绘物象时，就和西方绘画走的是两条路，完全没有受到写实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美术学院副院长许俊教授认为，谈及抽象问题，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绘画本身和世界其他绘画艺术都是不一样的，它有完全独立的特性和发展规律。 

　　“从一开始，中国画去描绘物象的时候和西方绘画走的是两条路，它完全没有受到写实的影响，但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比如一阴一阳，后来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不会像西方艺术一样走向写实，然后发觉没有出路，再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画是从开始就认定了一个方向，走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所以中国画没有从一个时期推翻另一个时期，变化那么多。” 

　　不过，这并不代表中国画中就没有抽象的思维。他分析说，“中国绘画其实含着很强的抽象的因素，但没有像西方艺术最终把具象的东西都抽掉了，变成了几根线，几个色块。” 

　　中国画研究员理论部副主任梅墨生先生也认为，“其实我们的祖先不缺少抽象的思维和感受，我们看看半坡彩陶上的画符，看看彩陶上的绘画，和我们早期先民的岩画，其实都是抽象。” 

　　许俊教授说，明末时的大画家董其昌也曾经作了一些很抽象的努力，把前人的东西完全符号化了。而近代的画家，如黄宾虹在接触“画中画”和西方现代意识之后，画风曾想向抽象方面转，但是他们始终把这种努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西方文化是一种极端的文化，中国人不喜欢走极端，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写意的 

　　既然曾经做过努力，那么为什么没有最终跨入彻底的抽象呢？ 

　　许教授从中国画作画方式加以分析，“国画受纸、笔、墨的限制，就不可能很具象，但是又不可能很抽象，虽然它的具象无法和油画相比，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可比性。” 

　　而梅先生则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加以分析，在他看来，“西方的文化大而化之，可以称其是一个‘极端的文化’。产生于这种文化中的艺术，写实到可以到把毛孔画出来，放大到可以把一个细胞放大画出来，抽象到可以玩几根线，甚至玩到观念。” 

　　“而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中庸的文化，中和的文化，用中的文化。西方人的极端和我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思想下的美学是孔夫子所说的‘温柔敦厚’，加上道家美学的‘平淡天真’，两者一直作为是中国美学的最高鹄的来标榜。” 

　　“石涛有句名言叫‘不似之似’，到齐白石讲‘妙在似与不似之间’，都表现出中国人不走极端的特点。中国文化本质上是写意的，中国人在一笔一画寄托个体生命的感悟，对万事万物的体悟，也是个体生命对于大化的认识。谈中国艺术绘画没有走向西方意义的抽象，很类似于西方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和美学，因为宗教、美学都是西方人提出来的，我们的绘画没有走向抽象，也是西方人造出来。” 

　　中国绘画最终要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其他理论都摸不到核心 

　　梅墨生先生说，我们使用的“抽象”这个概念是从日本引进的，而日本又是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在人类文化趋于大同的时代，这个概念似乎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但是人类文化的大同还是一个遥远的梦。 

　　在梅先生看来，人类一方面不断在趋同，另一方面不断地分歧，趋同的程度和分歧的深度是一样的，这源于生存方式、精神信仰和文化渊源的差异。一旦涉及到美学、世界观、生存习惯，各地区也自然存在很大不同。毕加索曾经临摹过齐白石的册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他使用了毛笔和中国画用的纸，但由于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临摹自然难以兼具形神。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教育就是西化的教育，无论留学于西方哪一个国家，学者回来建构的美术教育模式基本上是一个西化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会发现，面对的“抽象”是个移植的概念，虽然为什么传统文人画家始终没有跨入彻底的抽象并不是一个伪问题，但是确实人们经常用很多外来文化的标准概念、范畴来谈论有数千年文化史的中国文化。 

　　梅先生强调说，中国绘画的评判还是要用中国文化来诠释，否则是很难解释的。其他解释也能勉强解释，但都摸不到核心。 

　　石涛（约1642~1707），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亦作元济，字石涛，以字行，号苦瓜和尚、大涤子、一枝叟等，原籍广西桂林，僧籍广西全州（今全县）。明靖江王朱亨嘉子。明亡后，隐姓埋名遁迹空门，大半生云游四方，一边修佛，一边习画。晚年定居扬州，名所居为“大涤草堂”，生计艰难，靠卖画糊口。约于康熙四十六年病逝扬州，葬于扬州城北蜀冈隆庆寺后。石涛为明末清初画坛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强调画家要“借古以开今”，主张“门户自立”，反对一味“摹古”，创造自己的艺术意境，这对后来“扬州八怪”的形成有很大影响，遂有“石涛开扬州”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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