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卡塞尔的一次访谈中，提问者把我的作品描绘成"象好莱坞一样"运用"效果"，还暗示说，这些不过是次要的，感官的，暂时性的，甚至是有引诱力所以是危险的元素。我们必须改变那些陈旧的思想方法了，这种方法会使身心永远处在分离的状态。这些态度否定了世界文化对于思想、存在、自我的问题所作出的大量回应。例如，这些态度否认有250O年历史的佛教的正当性，还否认世界各地宗教沉思的不同原则的意义。没有这种通过身体理解并控制思想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今日西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因为缺乏凝聚的、发达的思想而产生的。正是因为过分强调身体不过是一个与任何深层功能分离的自我解释的装饰性形象，我们才忽略了去发展这种思想。

　　的确，从知识的观点看，身体机制的可怕部分在于，它纯粹是容易受影响的，大部分是不受控制的，即刻反应的，所以也就隔离在理性分析和逻辑思想的正常机制以外。对这一本质的误用和操纵的可能性相当大。如果不建立影像语言更广阔的文化语境，就可能存在大量误用，不论这种误用是由于无能，误解，还是由于那些未引人注意，未遭受批判的对形式的有意滥用。有可能，上述方面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期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我们正远离印刷和文字的方式，走人一个影像的世界，这个世界脱离了理性的推理，趋向一种联想的构型。今日文化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从政治的观点看也是迫在眉睫、完全必需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使分析的技术使用影像的感觉的、生理的语言，使之成为一次事件，而非一样物体--一个不断变化、存活、生长的事件。

　　内尔·波斯曼发现，今天的大量媒介信息存在于一个超越真伪之外的区域，并对传统的、建立正确度的逻辑推论方法无动于衷或者毫无关涉。大学教育甚至也是不够的。在美国，里根--布什的媒介顾问，比如约翰·迪福和罗杰·艾力斯，已经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媒介基本处于蒙昧状态的处境--人们不具备足够的、正确的能力来准确解读电视，这种处于统治地位的媒介的全部信息内容，这对民主体制造成的政治后果是危险的。意味深长的是，成功解码电视广告和政治讯息所需的技术已经变得富有联想性，并正在艺术、而非推理的领域中延伸。艺术家的技术和知识和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教育被赋予一种新的重要性。

　　问：你的作品中存在与欧洲传统有关的严肃的元素，比如涉及绘画（戈雅、布希、维米尔等），尤其与那些相当传统的结构例如圣坛背壁装饰三联画（Man·Nantes城三联画）有关。你对复述这些古典形式的兴趣在什么地方？

　　答：我认为自己属于艺术制作的漫长历史中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既包括我自己的欧洲文化背景，也包括二十世纪东方和欧亚文化的扩展部分，甚至包括当下一种十九世纪法国式的后学术（Post-academy）先锋及其对传统的拒斥。我的确感到，在150年的演化当中，对传统的拒斥所得到的结果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与150年前的初始问题同样必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要低估我们与东方文化的关联。

　　也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里程碑之一是，一些非凡的个人，例如日本非专业的禅学学者铃木大拙和斯里兰卡艺术史学家A·K·Coomaraswamy，将古代东方知识传播到了西方。它的重要性与通过将摩尔人的伊斯兰文本翻译成西班牙文而把古希腊思想引人欧洲具有同样的地位。文艺复兴的发展，及其后的大规模工业化深化了欧洲与东方的联系，但又使它黯然失色。在这个航空旅行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也曾经从堪察加半岛步行到伊比利亚。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曾经有过佛教传士，使徒托马斯曾在印度生活过。

　　谈到我对古典三联壁画的运用，三联图像是一种古典形式。我对它的作用的兴趣在于它与欧洲基督教有关，它是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图像，所以它属于大部分亲临欧洲观看它的人。我对把它作为一种引述，或者一种"被挪用的形象"不太感兴趣，因为我感到过分随意地在那条路上走下去，你就会越来越迷恋"引入"这一过程，"引用"这种方式，也就会对物体和材料潜存的力量丧失敬意，还会忽视挪用它们的首要目的是：转化。除了更多的技术原因以外，比如数字"三"的精致均衡，以及运用它来作比较性的对照和互动，从视觉特别是从时间的角度考虑，我对三联壁画形式的最终兴趣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宇宙的"和社会化世界的观念："天国--人世--地狱"，这种三重结构也就是欧洲思想意识结构的形象。将这些层面运用到当代本质的形象中去，会产生一些活跃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