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中国艺术家频频在国际舞台上亮相的一年，也是国外展览来华，各国文化、艺术同中国密切交流的一年。今天，艺术面临着在跨文化统一体的世界大背景下向多元化发展的局面。近期，由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学院主办，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合作承办的艺术展“德国：艺术之域”在京开幕。该展览主要聚焦于移居德国的外来艺术家群体，探讨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差异与共生的独特现象。在文化对话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一展览给歌德学院（中国）提供了一个反思我们自身定位的机会——我们所倡导的文化对话价值何在，我们与当地伙伴的合作是否卓有成效，来自他者的看法如何改变我们的看法，也是进行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艺术中国：半个世纪以来，大量的外来艺术家进入德国创作、生活，本次展览便是聚焦于这些移居德国的外来艺术家群体，在这股移居潮流开始之初，德国当时的社会和艺术环境是怎样的？

安德思：上世纪六十年代，西德的学术界及艺术界针对五十年代“战后重建”政策形成了一个反对阵营，此后抗议之声愈演愈烈，在后来的所谓“学生运动”中达到了高潮；1933年后的德国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全面彻底的解决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主要矛头所向。这场抗议在国际范围内展开，尤其是在德、法两国的学生运动之间发生了许多互动。在此背景下，第一批外国艺术家来到西德，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八十年代及后续的若干年间还曾执教于德国各大艺术学院，对当时的德国学术和艺术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艺术中国：从较长一段时间范围来看，这些外来艺术家对德国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

安德思：艺术是跨越国界的，在艺术领域，国籍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在艺术中得以具体化的是一些全然不同的动机，它们远远超越了一个人的出生地和国籍。利用艺术为国家服务，使艺术沦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这种做法曾经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外国艺术家在战后德国倍受欢迎这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艺术领域的国际化无疑是社会开放的一种表现，它同时也是艺术创作的普遍前提。生活在世界各地、处于不同环境中的艺术家是如何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他们又是如何将此转化为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会让人获益匪浅，包括艺术家的过往生活经历、当下现状以及他/她想要探寻的未来前景，都是需要去了解的方面。

艺术中国：从展览展出的作品来看，德国的现当代风格是很鲜明的，这样一来，艺术家自身所属的某种“国家”艺术特征被弱化，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安德思：我不认为这种风格在过多的外部影响下会遭到削弱。我还想重申相反的立场：国际化和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对艺术创作是非常有益的。对过多的外来影响抱有恐惧是一种不必要的反应——例如几百年前的德国就是这种情况——它会破坏融洽与和谐。相反，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措施来加强国际融合，例如让旅居德国的外籍艺术家也有机会获得教授资格等等。

艺术中国：在今天，全球范围内的艺术和文化交流特别频繁，您认为艺术家应该如何对待自身所处的时代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安德思：关键在于，艺术家个体利用众多的媒体资源，发展出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艺术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这其中融贯了他/她生活经历中的全部要素，既有本国文化的影响，也包括在接触外部文化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另类”事物数不胜数，在当今时代，艺术家的生活背景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系统，它不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狭隘的所谓“民族”经验。

艺术中国：作为德国文化机构在中国的代表，您领导的团队涉及了很多层面的中德文化和艺术交流，在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中您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够和我们分享，文化传播与对话成功的基础是什么？

安德思：如果跨文化交流是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进行，它会为拓宽视野提供各种绝妙的可能性，新的活动空间由此敞开，对于这样的空间可以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开辟，并以协作方式加以拓展。当一个人固执己见并拒绝交流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我认为，重要的是容许差异存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人们并不会利用差异对我们施以粗暴改造的话，则差异是可以被接受的。遗憾的是，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总是充斥着这种以文明使者姿态来改造他人的狂热。

成功的文化工作在于让人们抛弃原本抱有的文化优越感。双方带着对彼此的好感与好奇，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并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这是一个相互协作的过程。为此合作双方需要深信，思想是可以自由生发的，自由的思想只会有益无害。我们希望发起这个过程，并与之一路相伴，赋予它以新的形态。（采访/编辑：台馨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