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思想家之中，对“事件”（event，événement）这个概念谈得最多、最透、最奥妙的无疑当属法国哲人吉尔·德勒兹（G.Deleuze）。因此也有众多的学者和评论家就索性将其思想冠以“事件哲学”的称号。此种界定是颇有根据的。虽然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事件绝非德勒兹的原创，但他确实从先哲（斯多葛、莱布尼兹、怀特海等）的论证之中生发出种种独到的意味，并进一步以此为线索对时代的状况进行了深刻阐释。尤其重要的是，事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乃至艺术的本质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对事件的论述散布于德勒兹各个时期的著作之中（从早期的《差异与重复》一直贯穿至晚期的《何为哲学？》），我们这里仅拈出其中要点，结合艺术问题进行阐发。

“虚” （incorporel, inactuel）。要真正理解德勒兹的事件概念，就必须首先将其与日常经验之中对事件的理解区别开来。平常人们都会说，事件就是“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事件似乎总是实实在在的，是最为明确的“事实”。但在德勒兹看来，真正的事件恰恰不是“事实”，而是蕴藏于事实之中的那些“虚”的维度。一个坐便器不是事件，但当杜尚将它置于美术馆的场景之中，这就是一个事件。同样，在路上行走也算不上事件，但当你看到谢德庆和蒙塔诺以绳索相连在户外行走，这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件。显然，一个对象，一件事情或事实要想成为真正的事件，它必须有超越“可见”的力量。它就像是一个挑战，一个提问，通过你的目光直接刺激思想。真正的事件是蕴含的，它令你探问背后的玄机；真正的事件是发散的，它让你由一个事件延伸至整个宇宙和生命的奥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巴斯· 简·艾德尔的《我的悲伤无以倾诉》（I’m too sad to tell you）将事件的此种纯粹的“虚”之本性发挥到了极致。

“独” （ singulier）。事件总是超越有形，展现出更为宽广的意蕴，但它并不因此就蜕变为一种普遍之物。仿佛我们总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超越个别和具体去把握那些抽象的大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事件就融化了，消散了，变为体系中的一个结点，体制中的一个环节，从而彻底失去了它作为事件的那种冲击的强度。真正的事件首先、始终、本质上是单独的，个别的，不可被同化，抽象或还原。正是此种根源的“独特性”使得事件具有超越的力量。事件就是它本身，而无需去印证、说明、体现任何普遍的规律或过程。毋宁说，它正是带着自身的独特性和个别性站在你的面前，撕开普遍性的网络和面具，让你洞察到那些被遮蔽、被抹去、被压制的边缘、裂痕和混沌。这里，尤其重要的一点是，独特性是被揭示的，而不是被刻意营造的，是被敞开的，而无需被人为杜撰。并非越奇特、越不可思议的东西和事情才能算得上是事件。或许正相反。独角兽是特别的，但没什么事件的意义在里面，它只是一个想象出的形象符号。同样，黑天鹅是独特的，但也谈不上是事件，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景观，或某种“例外”而已。真正的事件是在重复之中挖掘差异，在日常之中洞察诡异。如雷蒙·卡佛、保罗·奥斯特。但真正奥妙的或许还属格列格·施耐德的阴森森的《乌尔屋》（Haus Ur.）。

看上去，这只是一间平常的房间，和其它的公寓房没有多大区别。它只是水泥丛林中的一间“鸽笼”而已。为了突出此种重复、划一的感觉，施耐德甚至将很多房间乃至房间里面的人都设计得极为相似。但即便如此，当我们置身于其中任何一个房间之时，仍会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现场感：我在“这里”。这里，而不是那里。是居住者，是那一个个独特的，不可抽象的，作为“个体”的居住者让整齐划一的空间展现出迥异而不可言喻的“氛围”。“我要阻止有人有朝一日逃离这里。”这是对“在别处”式的乌托邦冲动的戏拟，但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事件诗学的最高赞颂。真正的“逃离”和“超越”，其实无需前往“别处”，也无需怎样地别出心裁、大兴土木（如Zaha Hadid，Greg Lynn式的幻想建筑），而是萌发于最为平凡而重复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处。在时空的每一个实在的点上，都存在着逃离的可能。每一个点都是独特的，都有可能成为事件。无论你已经被束缚在怎样狭小而同一的单元之中。“展览永远意味着作品的蒙羞。”乌尔屋是无法被展示的。你只有切身进入其中，才能体验到那种极端的差异感。美术馆中是没有事件的，事件唯有发生于生活之中。这或许亦是当代所有的场所艺术（site specific art）的终极旨趣。

“恒” （éternité）。由此我们切近了事件所独具的诗意时间。德勒兹喜欢说，事件是生成（devenir），因此它从来无法局限于“当下”，而总是“尚未到来”或“刚刚过去”。也正因此，真正的事件只能用动词（而且是不定式）来表达。说这是一棵树，或这棵树是绿色的，都并未触及事件。只有说这棵树在“变- 绿”（生成-绿色），才是真正的事件。因为“变”，“生成”都并非仅仅指向当下，而是同时指向着过去和未来的维度（“本来不是绿色”→“即将变为绿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理解了事件的“虚”和“独”的特征。事件是“虚”的，因为它总是超越着当下的事实状态。同样，事件是“独”的，因为作为时空中的一个“奇点”，它所敞开的、所介入的总是独一无二的生成运动。事件的时间是“恒久”的，因为真正的时间性唯有在绵延不绝的生成、变化之中才能实现。如何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现此种事件的时间，几乎可以说是当代前卫艺术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经典的作品可以举出很多，但似乎没有谁会如河原温（OnKawara）那般将此种时间性展现得如此绵长但又震撼。他的《I amstill alive》从197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而且看来只有伴随着艺术家生命的终结方能最终划上句号。可以说，这部作品的唯一主题正是生命本身的延续流动，而且是以最为纯粹的方式展现出来。在《今天》系列画作之中，看起来艺术家只是以机械刻板的方式记下每天的日期和做过的事情，相同尺幅和字体的一幅幅画整齐排列在一起，就像是钟表时间的“滴答滴答”的精准走时。但当我们的目光贯穿这个横排的系列之时，一种震撼生命深层的冲击便会陡然增强，难以遏制。这并非仅仅是因为每幅画的着色和副标题都有所不同（时间跨度亦有所不同），似乎暗示着在时间重复之中仍有差异这个道理。实际上，我们会发觉，无论是颜色还是文字，都仅仅是附着的装饰，而褪去所有这些偶然的内容，袒露出来的正是时间流动本身。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即是时间的纯粹形式（《差异与重复》中的第三种综合）。观众需要耐心地，甚至是一步步地跟随着画家走过这些日日年年，而当你暂停脚步，回顾这整个过程时，那一个个时刻，一幅幅画面顿然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过程，它连缀着历史的痕迹，但同时又不可遏制地向着未来延续。在生命的不同的“当下”时刻，注定会发生不同的事情，但这并不重要，并不是本质性的。本质性的是“我还活着”这一生命的事件。“still”正是同时敞开着过去（“仍然活着”）和未来（“想要活下去”）的向度。虽然艺术家的作品大多冠以“我”的名称（《I Read》，《I Met》，《I Went》），但这里的“我”不再指向那个足以赋予时间和生命以秩序和意义的中心和基础（“主体”），更是从根本上蜕变为纯粹时间流动的一个符号。我，无非是时间事件的一个“指示词”而已（index）。

“责任”（responsabilité）。由此我们最终回到了德勒兹事件诗学的另一个主旨，即伦理关怀。“虚”，“独”，“恒”，展示的都是事件的本体特征，但“责任”则进一步探寻个体在艺术创造和鉴赏之中的应有地位。在艺术之中谈论 “伦理”，似乎是一件颇不时髦的事情。艺术，难道不正是冲破重重清规戒律，探寻个体自由的创造？但德勒兹在这里谈论的伦理并非涉及其规范的方面，而更是将其与自由的可能性根源关联在一起。事件激发了我们的超越渴望，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生成性时间的反省，同时也令我们领悟到逃逸的多元可能，但我们往往并不是只能“等待”事件发生，而恰恰也始终需要去“期待”、渴欲事件的到来。虽然我们清楚事件无法全然局限于当下的时刻，但却始终渴望着以个体的行为和思索来将事件带入当下，以自己的肉身来实现、体现（embodiment）事件的生成。同一个事件可以在不同的个体身上实现，而不同的事件之间亦可以形成呼应和共振。当个体去召唤事件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自由地渴望着进入、介入乃至融入到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之中。世界就是事件发生的场所。而无论世界是一还是多，我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创造性2011年，欧宁和左靖围绕安徽省黟县碧山村开展了名为“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运动。逃逸的机遇和可能。珍妮·霍尔泽这样的语言艺术家以文字符号为媒介，让自己的个体性反思在每一个偶发的时空场景之中与他人相遇（《保护我，让我远离我的欲望》）；德·玛利亚这样的大地艺术家以最为简单的几何形式为媒介，让每一个个体通过最为直接和震撼的方式与大地直接沟通，并进而体验到那种融为一体的体验（《闪电的旷野》）；洛萨诺-亨默这样的网络艺术家则凭借科技和多媒体的手段，让深陷网络规训空间的自我再度反省超越和自由的可能（《矢量仰角》）；而凡·利斯豪特这样的雕塑和装置艺术家则更是通过庞大的空间建构来促使我们反省城市生活的别样可能（《AVL城计划》），诸种实验，不一而足。如果说艺术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召唤和营造事件，那么每个艺术家对于事件的理解和实现都有着最为广泛的差异，但又展现出最为深刻的共鸣。

“今晚有音乐会。”（Il y a un concert ce soir.）这句德勒兹事件哲学的核心妙语（《褶子》）恰好说出了一切，但又让一切都隐没在蕴藏丰富的意味之中。我们期待着一个即将到来的事件。我们期待着在一个特别的时空场所与他人分享聆听的体验。但其实，正如德勒兹所描述的，实现所有这一切的唯有声音。是声音在回荡，共振，交汇。如果说事件的本质是敞开时空的生成可能，那么似乎唯有艺术方能真正将我们一次次带入这自由的境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