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曾经写赵无极的立足点是东方的协议传统，而且他做到了坚持不动摇，运用原来的基础又不断加强转换、改造它，在此基础上再去创造性地梳理、吸纳现代主义营养，为己所用，才获得了东方竖琴抽象艺术代表的桂冠，那么中国传统艺术还有哪种特质您认为可以放到国际平台上去发扬光大?有没有这类的艺术家?
陈孝信：我曾做过关于传统进行当代转换的研究，首先是传统智慧即中国哲学，它是可和古希腊哲学比肩的伟大思想库，这是世界文明史上公认的，对此可进行当代性的转换再利用，黄永砯、蔡国强、谷文达等艺术家实际上都利用了中国智慧在进行当代转换。我认为发扬中国智慧进行当代创造，这是最重要的中国性之一；第二是中国艺术精神，也可进行当代转化。这不仅仅是写意精神，关于写意精神许多学者都有过归纳总结，例如台湾的徐复观大陆的李泽厚等，五四以后的文化巨匠都对中国艺术精神进行过高度概括。这方面的当代转换我觉得赵无极是最好的例子，他利用了中国写意精神改造了西方的抽象表现，是诗意的东方艺术家代表，在国际受到了公认。第三个层面是利用中国的工具、材料、媒介来进行当代转换。很多当下的艺术家都在努力，较早的如刘国松，他创造的新材料、材质、工具方法是对传统的利用再创造；上海的裘德树，利用中国印章卡印进行创造；洪耀利用中国的弹花机和墨线盒在进行转换创造，还有胡又笨就利用宣纸在做艺术；王彦平利用了传统屏风，举不胜举了。主要是这三方面。只要具有国际性视野，具有观念性和新方法论，传统资源就能活在当下、重焕异彩。我所说的中国性就是强调中国上下文联系的特质，在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的差异性，仅有国际性外壳是不行的，还需有文化差异性来补充，材质的国际性才更加丰富多元。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以国际性互补是我们要坚持的总体战略，也是我们的出路所在。这里就有双重性转化问题，既要转换传统，也要转换国际，转换西方。通常讲的国际就是西方、欧美，是吧?所以既要转换我们伟大的传统，也要转换国际性，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位置，不迷失在普遍的国际性之中，更不能以传统文化的伟大固步自封，这样才能真正找到依托点，重新在世界艺术的格局当中自强自立，受到尊敬，这是我的看法。
记者：您认为水墨艺术的哪方面特质，导致它的当代性转型是中国艺术走向世界的希望之所在和优势之所在呢?是不是它自身区别于西方的东方色彩呢?
陈孝信：不是，关于水墨艺术可以说是中国的母语艺术，是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的特有的东方艺术。水墨艺术在中国产生有1500多年了，自魏晋始，唐代出现了水墨为上的观点，两宋把水墨画推向高峰，元明清三代都在水墨画上各有贡献。有一种说法是明清后水墨逐渐进入了衰落期，这也是事实。20世纪100年来我们在回应世界的过程中走了曲折的路，有三点需要反省。第一种思路是我们仅按传统来做就好，这是传统主义思路或叫国粹派，需要反省。第二个思路是我们不需要中国的了，把中国的全盘推倒，西方的拿来就好，一个国家怎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失去了自我，丢了自己的身份?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当下，是一个很严重的现象，需要深刻反省。20世纪最好也是最稳妥的思路是中西融汇和中西结合。这个策略下产生了一大批成果，如林风眠，他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艺术之父；徐悲鸿、吴冠中等都是在中西融汇和中西结合之路上产生的大家。他们的成果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进入21世纪后这条路也需要反省，因为中西融汇中西结合，实际上是中西嫁接、折中主义的思路，不能使中国当代艺术真正面向世界产生国际性影响。在国际范围内来看他们的声音还是较弱，影响还是较小，也没真正使中国艺术强大起来，回应世界的任务仍未实现，融汇结合的办法仍没法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所以我们必须另辟思路。思路在哪里?21世纪我就提出应该是文脉当代。文脉上找到上下文的联系，在当代视野中包容世界重新经营创造，这才是21世纪中国文化艺术的真正出路。而提到文脉当代就不得不提新水墨、当代水墨，它们最能代表文脉当代的层面，是文脉当代新思路最好的载体，这不仅是东方的水墨情节，而且有再次发挥想象力创造力的可能性。传统水墨文化可以通过凤凰涅盘式的转换重新回应和面向世界。现在中国的新水墨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风生水起，我相信以后它的影响力将逐渐扩大，会成为非常闪亮的中国牌，这是我对当代新水墨寄予厚望的理由。舶来品包括油画、影像等，我们要拿到国际上去，要西方承认非常困难，我们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自身有中国特色的水墨文化，经过当代的转换放到世界，我想这才是真正体现中华文明特点、实力、深刻性和丰富性的艺术。
记者：您认为艺术家应当追求新表现主义的灵魂，尤其要找到与中国传统的联系，进行转换性的创造，那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不是不可能也没必要找到美国的波普主义一样，脱离民族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呢?
陈孝信：美国的艺术也有民族性，它非常强调自身文化的上下文联系和文化建构，所以我们不要相信美国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美国的。美国、意大利、英国、德国、日本，他们都在强调上下文的联系，都想在世界范围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他们恨不得把美国的功夫艺术，抽象表现艺术推广到全世界去，让大家都去承认用高价去买，这是美国艺术的梦想，对不对?每个国家都在推广自己的文化艺术。为什么我们中国就不能走文化再创造的路?既然人家能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而且一定能这样做，以后让他们相信，中国的就是国际的。应该会有这样一天，所以我一直讲，我们20世纪到21世纪做的事情是有国际版本的，是由国际版本的中国样式向中国版本的国际样式的转换，这样自身软实力才能真正强大，这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前一百年的国际版本不是产生了中国样式吗?抽象、表现、超现实、达达主义等，这都是国际版本的中国样式，我们已经做得太多了。现在要转换成中国版本的国际样式，让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中国看到世界，世界看到中国，这就是我的看法。应该对未来抱有信心，一代代人前赴后继去完成。中国人丧失自信力了吗?这是鲁迅当年问中国人的话。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面对这样的问题。作为文化人更应在文化再创造中起表率性作用。
记者：您策划了武汉美术馆的水墨文章，当地水墨研究系列展第三回，文脉创画展，您认为当代艺术家不可能回归古代，建议观众将关注点转移到画面上，从作品中找到更多当代生活的痕迹，将当代生活融入艺术作品，您认为哪些艺术家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一些成绩呢?
陈孝信：武汉展览的个案从不同层面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都在这些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如洪耀，北京的南心、王彦平，南京的张正民、朱建中，浙江的张浩，湖北的张铨，我认为这些艺术家都回答了这个问题。
记者：您认为立足当代，就是要具有现当代的视野，观念方法论，包括材料和技术，但又绝不是简单的去模仿和翻版西方任何一个主意流派或大师，而坚守本土，文脉传承，就是要找出我们的上下文联系，借用东方的智慧，东方的精气神，东方的文明成果，来创造自己的现当代艺术，这是您认为可行的当代艺术的第四条路，那近期近期您认为哪些艺术家，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出了有希望的前程?
陈孝信：有相当一批人，例如尚阳、谭平、徐冰，年轻一点的张方白，这些艺术家可以说是最好的中国个案，我把他们称之为中国个案。现在不缺美术家，缺的是艺术家，不缺艺术家，缺的是中国个案；还有蔡国强、张桓、谷文达，我在上海看到他们的作品觉得也做得很好，还有黄永砯、法国的杨杰昌、严培明；赵无极之后，在法国享誉最高的是严培明，这些都是中国个案。 21世纪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涌现了一批能代表中国软实力的中国个案，他们身上既可看到传统的再创造再转换，也能看到广阔的国际性视野，更能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