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辰
文/王春辰
写这样一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这次批评家年会主题的缘故，也是因为这些年来通过对当下中国的艺术状态及社会现状有感而写，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整个全球化之时，我们会发现当代性并非全然等于否定的现代性。因为文化语境的不同，我们错觉地以为：现代性已被后现代性否定，而当代性又是对之前的否定。这种错觉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我们认知艺术及其社会的偏差。
一、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当代性
对中国而言，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当代性都可以统一为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不解决，后现代性与当代性在中国语境里都失去应有的历史参照、现实参照。对于欧洲已有三个世纪的现代性发展，哈贝马斯尚且认为没有完成现代性，那么对于中国，真实意义的现代性也并没有完成。现代性之复杂，已经是国内外的公案。对于中国，至少包含国家政治的现代性，这是民主化之路；在文化上，现代性也是多重矛盾，指向不一，但文化的根系夯实与枝叶繁茂，与新的文化意识肯定离不开。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提出的十条意见，其中提到“不要让宪法成草纸。宪政是人类社会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其核心价值是对公权的制约和对民权的保障。”宪政恰恰是现代性的基本要素之一，宪政的获得与实现又与艺术的现代性及其现代主义并置同行。当20世纪中国追求国家现代化之际，艺术也在变化，而且几经变化，形成了一条艺术现代化之路，但又时常中断或走样。实际上，没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艺术的现代化之路曲折困难。事实也证明了中国的现代艺术是在困苦、艰难中展开的，迄今没有改变这样的局面。社会的客观因素导致中国的现代艺术之路曲折，但是不是唯客观因素而客观因素？因为有这样的客观存在，是否就要认同所有存在的艺术现实都为合理？这恐怕不是自觉、自主的艺术所为的，也是我们要不要现代性的中国艺术所必然遭遇和提问的。
我们在今天谈论当代艺术，其实在很多时候谈的是现代艺术问题，即便有优秀的当代性艺术，大面积的艺术更多还是现代性问题。如果我们看透了这一点，很多争执就一目了然。艺术的现代性思维不解决，一下子掉入当代性的谜团里就肯定是扯不清理还乱。
80年代的中国思想解放，就是今天读起来，依然是热情激昂的，富有血气和理想。那是走出政治的意识形态阴影的强烈努力和奋斗，今天的艺术丰富局面都与那个时候的现代主义艺术追求有联系。但是如果重新认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艺术解放，我们也会发现它的实质影响、真正改进、全新提高，并没有实现，也根本没有做到。这也是今天“当代艺术”遭遇到冷漠与质疑、乃至意识形态批判的必然的社会原因和知识原因。如果再看我们现在的艺术制度、艺术教育、艺术教材、艺术机构、艺术理论，虽然改进再改进，但不是依然很多东西一如其旧吗？艺术教学上的语言、主旨不还是80年代以前的样子吗？这些仅仅是惯性使然吗？按说经过了80年代的洗礼，教学的风貌、思想都是焕然簇新的，但我们发现，在更多时候仍然是守旧的、滞后的、倒退的，只是在时代新风影响下、在部分开明的教师的鼓励下，才有了若干批次的艺术毕业生摆脱桎梏，成长得不同凡响。但根本上，意识形态化的教材依然使用着，陈腐的语言依然干扰着艺术观念的拓宽。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说不放弃现代性的缘故，甚至要再次深入读解、认识艺术的现代性。因为在当前社会还没有完成应有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之时，在所谓的混杂的当代概念掩蔽下，艺术已经多了保守、退步的状态，大量的低劣、低俗、陈旧东西充斥社会，遮蔽了中国的艺术文化应有的思辨性、敏感性、时代性、革新性、批判性以及社会性。这一切的退步现象并不是当代艺术的所指，而恰恰是现代主义艺术要着力针对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当代艺术包含了这样的因素，而如果不明确地说出艺术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艺术在中国的必要性，则我们也无法透彻中国的艺术症结。当我们在80年代思想解放、重整艺术的现代化的时候，西方正如火如荼地谈论与展开后现代，进而在90年代置换为当代；但我们的实际情形是现代主义没有完成，便在90年代后期一步跨到“当代”。当代概念的迅猛蔓延遮蔽了中国的艺术现代主义的过程性和必要性，似乎我们解决了艺术的现代性问题。我们是整体上在没有完成艺术的现代性之变的境遇下来铺天盖地地以“当代”来指称中国的艺术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