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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常常对自己缺乏足够的创作冲动感到羞愧。一方面，我对所见的绝大多数展览深感失望，对于绝大多数可能的展览案子兴味索然；其次，我对于自己的懒惰也深感困惑。我甚至懒得去解释，为什么我会对这些展览，对艺术的现状如此失望。
懒惰就是拒绝工作。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法国人居易·德波在墙上用打字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语：永不工作(NB TRAVAILLBZ JAMAIS!)!德波确实没工作过，甚至不屑进入大学接受科班教育。他喝酒、逛街、写作、拍摄电影，好找用怠工和停工来抵抗堕落的社会。在1952年到1972年之间，他发起的前卫运动(字母主义国际和境遇主义国际)猛烈地冲击了整个西方世界。她在1967年写下的小册子《景观社会》一书，为翌年爆发的法国革命运动播下了思想火种，并成为法国近半个世纪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著作之一。
其实，懒惰作为一种态度在今天并非总是一个缺点。在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中，人类运动已经演变成一场永不谢幕的表演秀。为了提升消费，资本发明出种种虚假的需求，广告充斥感官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各种炫目的手段和化妆，只是为了让人忘却真实的生活，忘却历史知识，失去理解能力，把人引导到没有生活、没有逻辑的荒漠中去，把他们变成一群群同质的、毫无区别的愚蠢粉丝。
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原本鼓励创造的文化领域，也变成愚蠢的同谋者。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蜕变成产业，“它把赤裸裸的盈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它所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赤裸裸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大批所谓的文化人、策划人、艺术家们在这场表演秀里，正乐此不疲地加入这一“全社会的昏睡状态”(德波)。他们身穿各种名牌衣服，油头粉面，口操时髦理论术语(包含翻译错误)，在各种展览开幕式上争奇斗艳。美术馆变成利益交易所，作品变成权利和品牌的象征物。“当代艺术”只剩下隆起的形式，一如黄河上飘着死尸，长江上飘着死猪，我们的展览空间和艺术刊物上飘荡着死去的概念和文字，而思想管制则为这片荒漠罩上了一层严重超标额黑色雾霾。
我们已经生活在另一个时代里。这是一个没有回声的时代，一个交通/交流完全堵塞的时代。“个体已经深深沉浸在短暂的迷狂和自恋中。……我不再能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空间是如此的饱和”(鲍德里亚)。我们在策展理论和方法论上的精致讨论已经无济于事。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其实没人在乎你的展览好不好，作品好不好，文字好不好。对艺术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取决于你的品牌形象：出镜的频繁度、和权利与财富的接近度。人们看到的只是你被媒体塑造的形象，却看不到你本人。你的工作是否具有意义，和你是否还在创作已经没有必然的关联。一个艺术展览对于社会的整体堕落来说，已经太不重要。因此，不做自己不想去做的事情，和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一样，是保持真实生活的惟一出路。
在这场巨大的荒诞剧中，我们每人都已被迫成为演员。在这出无法退出的大戏里，与其化成一具具漂浮的物体，我们不妨不再留意其他演员在做什么，不妨尝试忘记给自己规定的台词，找回自己的节奏和兴趣，哪怕根本不被旁人理解。我深信，我们已不能像德波那样掀起什么运动，正如可爱的鲍德里亚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已经消失。他说：“我憎恶身边市民们的喧嚣活动，憎恶他们的主动积极、社会责任、野心和竞争。这些都是外在的、城市的、高效的和雄心勃勃的价值。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品质。而懒惰，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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