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们在目前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近五年来的海外回流文物的成交情况,但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嘉德就已经从海外征集拍品了。请您谈谈早期海外回流的情况。
胡妍妍:1995年有一场从香港回流的重要专场,“杨永德藏齐白石书画专场”,100多件齐白石。
杨先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收藏中国书画也很早,他的收藏非常精彩。杨先生是看到了嘉德1994年在香港的预展,也看到了我们首场拍卖的成交情况,特别是1994年我们成功地拍出了3件齐白石作品,在当时都是创造了纪录。所以他决定把这一批作品都放到嘉德来拍,这是当时很轰动的第一次数量很多的文物回流。
之后是翁同龢六代收藏古籍交给嘉德。这个大家是记忆犹新的。翁家的后人希望在拍卖之前就能够有一个协商购买,不希望把这套珍贵的古籍打散了,而是由国家的学术机构来收藏。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是做了很多的宣传和推广,最后由上海图书馆收藏。
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手卷也是海外征得的,当时拍出了2500多万元。这些非常重要的作品,不会是凭空而来,一位我们多年来维护的客人,慢慢变成了朋友,这件作品正是经过他们介绍委托给我们的。经过拍卖获得了很成功的一个效果,当时是比利时的尤伦斯买到了。几年之后又拍卖了,这张画现在在上海的龙美术馆。“清雍正粉彩八仙过海盘口图瓶”,从美国征集到的。很偶然,也不偶然。藏家本来是和嘉德的古籍部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同事去了他的库房,看到了这件瓷器,藏家自己也没把它当做多珍贵的东西,不知道它的价值,我们就赶紧派去了瓷器专家,经过鉴定得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藏品,当然也告诉他了这个价格,后来藏家也就把它给我们了。嘉德同样为它做了很多宣传,创造了当时瓷器的最高纪录。
记者:海外征集的步伐是从哪些区域开始的?现在的重镇是北美吗?从地域上看,各个门类的拍品在各地是如何分布的?
胡妍妍:最开始的征集是在邻近的地方,先在东南亚,从香港、台湾地区,到新加坡,再之后到了日本、美国。从数量上来说,不是说美国就是重镇,亚洲地区的数量也比较多。然而,有持续性、重要的作品,北美是明显一些。种类上来说还是中国书画、瓷器、古代工艺品,这几方面多一些。
在日本,书画方面,古代的东西日本就多,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
北美人的构成比较有意思。二三十年代一批移民过去,40年代末从香港、上海过去了一批人,上海是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带了许多东西过去;七八十年代,香港、台湾又移了一批人过去。老藏家们的东西都带过去了,还有富商大贾的后代、国民党名人之后、艺术界名人之后等等。因为这样的藏家构成,让北美征集来的作品更加多元化、种类也最多。
记者:越来越多的拍卖行在海外公开征集,每到拍卖之前就非常热闹。但这不表示海外征集是一项能轻易完成的任务,目前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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