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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美术界有着一种远别于外地的人际气氛——中和、闲适、温情脉脉、优悠恬然，没有什么妄露圭角、偏激躁动之举。在公众场合能够举止得体、言辞合度，私下里的待人接物也是礼数周到、儒态可掬。即使矛盾摩擦，也与外地的剑拔弩张不可同日而语。
没有谁愿意撩开那层温和的面纱。对于下面掩盖着的一种距离感、冷漠感，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只不过久而久之，人人都以为非如此不正常罢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中性心态。莫非温和的气候真能如同对于植物那样影响社会群体的心境?美术界行内的人乐于说广东没有外地那种文人相轻和明争暗斗。但，不是说凡有人的地方便有矛盾么?看来，与外地的区别只是表露方式的差异罢了。
中性心态呈现出一种为人处事的稳健和圆熟。进可以攻，退能够守，上级便于领导，人际容易相处，个体容易安身立命，广东美术界常受上级表扬，也属顺理成章的事。不过，另一方面，这样的心态也淡化了对一切外界事物的反应。不论政治敏感性、社会责任心、艺术创造冲动……无不受到制约，可能使得许多需要体现热血和激情的环节只会出现迟一拍的反应，甚至于冷漠和麻木。
近年外地的新潮美术迭起，虽然其中有盲目的浮躁，但外地的中青年实力派美术家，却也常常比广东体现出更强烈的变革和创造意识，这种差异显然说明了内中所存在的不同。不必多说，大凡艺术有变化发展，都离不开必不可少的碰撞、切磋和探索。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潮流的变动，审美观念的变革，都是通过群体的力量，以运动的形态而进行的。过多地保持着个体自给自足的艺术生产方式，正是中国艺术至今未形成“走向世界”的冲击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广东美术界的“个体意识”尤为明显，这是不必多言的。
艺术允许偏激，创造需要冒险，这本是一种常识。但是，现代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已经证明“趋同意识”是人类的潜在本性——在这里，“趋同意识”可以简化为一句通俗的话——随大流。这是一切生物最安全的生存方式，可惜恰恰是与艺术创造的特质相异的。中性心态与人类的生存本能有着内在的默契，不应否定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应当指出，广东美术目前的总体面目，正是中性心态的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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