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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 成都千高原艺术空间负责人
艺术：当代艺术应该是对自由的体现，这种自由包括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对社会人文的态度。但是中国的当代艺术部分是看似在表达对个体自由的体现，实际上它又是被商业利益绑架的，是否当代艺术大的风潮还是没有真正的独立性？
刘杰：当然，应该强调艺术家建立属于自己的语言体系和价值判断体系。什么样的艺术具有属于艺术家自己的价值体系，当然不能简单的说是为某一种价值服务，也不能简单说是西化的或者传统的等等。正在建构的是什么，其实我们今天是不能准确知道的，就像我们人类不能预知未来一样。每个阶段真正能留下的进入历史书写的东西是由未来历史书写所决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今天中国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已经做出了很多相当有价值的实践成果。
艺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近几年，国内出现了很多复制性艺术或者符号性艺术的现象，但是它们都仅仅处于一个阶段，在历史的长河中艺术应该是健康向上的？
刘杰：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里，艺术机构也好，艺术家个体也好，要从面对我们的当下完成一个知识整合并且用非常个体的方式来表达来传达，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将来的发展，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样说并不代表我们对未来不负责，其实所有对将来负责最根本的是要我们对当下负责。一个时代最有价值的部分实践总是会成为文明的一部分传递下去。
艺术：有的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其实还仍然在西方的体系和框架里面，之前我们要强调中国特色或者是亚洲现象，但是很多国外画廊进驻之后还是按照西方的标准和体系框架及政治态度。
刘杰：在我们这里，常常听到说这样一个问题，常常动不动提到中国西方的比较甚至对立。我为什么不认同？说大一点像改革开放一样，就说我们成功的经济改革层面，事实证明我们到今天为止经济改革成功的大量措施是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甚至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把市场经济也说成是西方的专利。但是我们难道真的就变成西方了吗？不会。其实包括文化艺术方面，比方说画廊机制、博览会机制，我们其实是学了别人成功的一些方法和运作机制，虽然它对我们自身的文化艺术策略会有调整，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那一部分怎么丢都丢不掉，一种文明能够丢掉的一定不是最重要的东西。
艺术：从ART HK上，你如何看待当代艺术发展的话语权？
刘杰：其实不存在话语权，从整个博览会来讲，泛亚洲（实际上是东半球）的画廊占53%，能说它成了西方的话语权吗？如果它要完全西方的话语权不会这个板块占到一半，这样一个板块完全是泛亚洲的话语，整个板块里面没有西方话语绝对主导，没有我们所谓的西方化----如果一定要把哪个地方的机构就非得说成代表哪个地方话语的话。事实上主办方一直强调在地化，毕竟他们希望开拓新兴市场。
因为主办方是西方人，而评审委员会有西方人也有东方人，毕竟博览会的老板是他们，当然你可以认为是他们选出来的。那么反过来，比方说我们内地的博览会老板成了我们，我们又该怎么选呢？这就是问题。当然内地博览会要引进境外机构参加还有其它原因，关税等等导致了它的壁垒。但是比方说像台北、日本博览会也面临很大的困境。商业上的包括网络上的比如GOOGLE、Facebook或者说这样一些机构，它是全世界某个领域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如果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是没有意义的，巴塞尔作为现代当代艺术全球博览会平台，他们确实有更多的经验和资源。实际上现在亚洲的其他一些老牌博览会也在调整策略，以因应市场变化。
艺术：巴塞尔也在寻找新的市场，希望在中国开发新的市场和购买力群体，去北京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冒风险，高额税，沟通的环境等问题，而香港是最好的落脚点。
刘杰：他们选择香港，大家都能够看到的理由有几个，第一，是自由港，第二，是没有意识形态的限制，第三，是贸易上的国际化原则他们很熟悉，还有一点第四人才，包括通晓国际语言的人才，比如在这个地方香港博览会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我们看到有三种通行语言：英语、普通话和粤语。而这样的情况北京做不到，上海也做不到，语言要根据客户的方便进行选择，因为画廊也好博览会也好都是做服务的。
艺术：国内的藏家会来ART HK看和购买艺术品，相比来说你觉得北京和上海的博览会还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刘杰：也有。毕竟国内的买家和国际的大多数买家有很大的差距和趣味上的差异，国内还有各种各样的买家。媒体常常提到的大藏家其实就是几个人，买的东西非常有限，更多的藏家相当于散户。而这些散户绝大多数是不会来这里的，因为这里会对他们构成一个彻底的挑战，完全超出他们的视觉经验和经验系统之外，让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难以产生认同。那种看起来好看的有叙事性的现代主义以前的东西，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容易认同、觉得有安全感----毕竟收藏首先是一种消费。国内的博览会仍然会有市场，一点问题都没有，并且国内的博览会在国内的优势是境外博览会很难比拟的，而国内的新兴收藏群体也在高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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