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怀硕三论”,对其中《大师的心灵》一书印象尤深。何怀硕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林凤眠、傅抱石、李可染为百余年来八大画家,独不选张大千。在韦政通先生的家中看到何怀硕的书法,一问,才知他们时相过从。韦政通先生打一个电话给他,几天后我便坐在何怀硕先生位于碧潭的家。既不因袭旧说,亦不阿俗媚世何怀硕谈起大陆并不隔膜,早年在大陆生活,十几岁才离开湖北到香港,再由香港到台北读大学。记忆里,小时候天天搞斗争,没法读书,喜欢文艺的何怀硕感觉不适:“我不肯喊口号。每个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我们要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中学我是右倾,如果大学就是右派了。喜欢读书变成罪了。”
环顾当今台湾文化界,何怀硕有老辈凋零之叹:“像梁实秋、台静农这样的人没有了,我并不认为台湾现在能够跟上一代的人比,这个时代没有人才了,尤其人文艺术,突然没有人了。”
“我幻想人类有一个大改变”
当我问起台湾的艺术界人物,何怀硕的评论常常出人意表。在评点刘国松、朱铭等艺术家之后,何怀硕有感而发:“有些人是时代的产物,享受到时代的恩赐。历史的选择不一定理性,各种因缘际会弄成一个现象,有人得利,有人倒霉。很多人才反而被掩盖了,某一些人就凸显出来。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真的,背后都是名和利,很可怕。”难怪金耀基先生1979年为何怀硕《艺术·文学·人生》写序说:“何怀硕对中国绘画传统的辉煌成就与局限性的分析,对古今画家成败得失的批解,每每能独具只眼,言人所未言。好,好在哪里,坏,坏在何处,他一一予以正面的交待,一点也不含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评断,但你不能回避他的论点。”
谈起书法,何怀硕颇有心得:“清朝是靠碑来建立书法的基础。因为写字帖写不过唐朝的颜真卿、褚遂良这些人,到宋朝的苏东坡、明朝的唐伯虎,这条路都是文人秀丽精致,但是越写越滑,陈腔滥调。清朝的书家感觉到,民间刻在石碑上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我常常说很多人都是传统的奴隶,认为书法的最高潮是唐朝,其实我认为最高潮是清朝,两千年来写得最好的是清朝人。这百年来,都是继承清末的遗产。台湾一百年来能够列为大书法家的就是于右任了。”
如今,何怀硕是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及研究所的教授,每天要到大学教书,而自己必须有灵感才创作。“我没有很多创作的意愿,现在这个世界让我觉得很多灵感都被消灭了,画画以前不多,现在更少,但是我没有完全停掉,写字。”然而,读书花的时间最多。“我们每人生来都很愚笨,多读书,减少愚笨。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花很多时间去看金融危机,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上当。我是什么书都读,非常好奇,我对知识的兴趣很广,你看了会觉得我这人不务正业。”
何怀硕对艺术家的修养看得很重:“艺术要有震撼心灵的力量,那是思想的力量。想在艺术创作上有独特的内容,就要把自己想成一个世界人,一个普通人,一个追求知识的人。艺术要有很广的来源去支持,才有内容,不然就是一种感官的娱乐。”而对文化艺术界流行的东西,何怀硕颇有感慨:“我不会写文章去批评某些人。时代变化,现在很难支撑好的东西,商业化,大众化,媚俗,不得罪人,各方讨好,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有个性、主张。现在文化人也是圆乎乎的,讲好话,但绝不讲真话。我对这个世界很失望,我觉得人类要有一个大转变,不然会死亡,无法维持下去。我幻想有一天会有惊天动地的大改变。”
对话名家
“当代艺术就是鼓励盲从”
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 客厅中有何怀硕手书一联:“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所挂的书法颇珍贵,其中有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题赠何怀硕的大字。宽敞的家中到处都是书,书籍之博杂非一般画家的书房可比。何怀硕先生笑道:“我爱读万卷书,读书救了我。”
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第一名
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时代周报:你在《大师的心灵》一书中,第一流画家中为什么不选张大千?
时代周报:可是张大千丰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
何怀硕:有什么丰富呢?就是他晚年的泼墨,大家认为是他独自创造的。他画王蒙,画石涛,画八大,画敦煌,什么都会,如果没有张大千,那些东西本来也就有了。如果没有印刷机,那张大千很难得,他多画了几张,甚至那些东西比原作更精,那不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副本吗?但是现在日本人印宋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或者是《韩熙载夜宴图》,那逼真的程度更高。他是有本事,我们不能抹杀,但是这个本事不叫艺术最高的价值,这是艺术的技术部分。
时代周报:如果评综合分的话,张大千会不会最高?
何怀硕:艺术是没有综合分的。张大千在艺术的传承,那是千古难得的,他适合去做美术学院的老师。他对各家各派马上就可以说用笔怎么样,示范给人看,那是最难得的。在这一方面,齐白石是没办法跟他比的,拿一张宋朝的画,请几个大画家一起来临摹比赛,张大千永远是第一名。评价有各种不同层次,在技巧之高对传统了解之广,我给他很高的分数,但是要是说第一流的艺术家,他不是。
傅抱石死时,我流泪了
我从小就佩服傅抱石和李可染,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
时代周报:《大师的心灵》里的八大家,你最喜欢谁?
何怀硕: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傅抱石,他61岁死了,我流泪,那一年我大学毕业。他在大陆生活那段时间很苦,他最有才气了。
时代周报:我第一次去南京,跑到傅抱石故居去看,那里没有别的游客,只有管理员。
何怀硕:我应该去,但是我没去,他的儿子见过多次,到我家来过,他太太送我一本傅抱石的著作。我在台北演讲,一次讲傅抱石,一次讲李可染。我和他们有一种心灵的共鸣,我从小就佩服他们,当时他们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地位,还默默无闻,我就觉得他们就像天才打动了我的心。傅抱石的天才比李可染高得多,当时把李可染列进去,我考虑了很久。李可染是有魅力的,能创立一种李可染式的意境,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傅抱石不能比。傅抱石和古人有很多共鸣。
时代周报:傅抱石的画把屈原的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何怀硕:他的画里有历史和文学的东西。我觉得傅抱石这个人太可爱了。我们这个民族不珍惜人才,把他浪费了。
时代周报:你说在台湾1960年代的时候,他的画便宜得不得了?
何怀硕:我大三的时候在一个裱画店,看到那张画,没有人知道傅抱石是谁,我问那个老板这张画多少钱,他说八百块,后来我毕业出来教书,一个月薪水就是八百块。欧洲有一些人很早就收藏傅抱石,那时候我没钱买,我跟老板说能不能拍张照片,到对面照相馆拍下来,我出书的时候把它印出来。傅抱石临摹石涛,不以技巧取胜,他这种大画家也有很多很坏的画,没有灵感没有感情是画不好的。张大千随便怎么画都有个水准,傅抱石很多时候都是神来之笔,画得糟糕的也很多,天才就是这样。
时代周报:你认为现在台湾文化艺术界有了明显的变化?
何怀硕:这十几二十年,视野更开阔了,和世界更加接近了,艺术应该更同步。但是现在却非常商业化,艺术文学都奄奄一息。以前大家并不追求什么享乐,会在精神上追求,诗歌、小说创作,讨论问题都比较自由,所以才百花齐放。只要是你的想法是有意义的,能关系到人民国家的前途,有价值,大家都会有兴趣。现在是考虑有没有卖点,娱乐化的时代,关乎盈利和卖钱,好的言论没有人去听,所以就没有人愿意写。
时代周报:你从台湾到美国后,如何理解美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何怀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弱化,美国变强,美国在领导西方或者资本主义世界。那时候两个阵容,都想独霸全球。美国要掌控全球,一定要树立自己的思想,领导世界,艺术上都是欧洲产生的,美国根本没办法。在二十世纪中期,他们把抽象画树立成世界上最优秀的画派,确立了美国的国画。美国要树立美国的国画、音乐、电影、文学,就支持抽象画和波普艺术,还有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多得不得了。美国在文化上笼络人心,所以就给了这一个名称为“当代艺术”。
纯种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
文化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
何怀硕:站不住的。他们的很多主张是不可以理解的。当代艺术就是鼓动虚荣心和盲从,各种艺术馆、博物馆都引进美国当代艺术的双年展之类的。一个人是没有办法的,一群人其实也不够,我相信我的看法是对的。我希望留下这样的声音,播下一颗好种子,就算只有一颗也无所谓,慢慢地它会生长成为一棵大树。我宁愿自己被边缘化,我就打算不参与,自认落后。有人劝我圆滑点,说些好听的,但是我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代以来,一些中国画家到海外留学,回来后将国外学到的东西融进中国的艺术里面,这对中国艺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怀硕:自古以来,文化有点像生命一样,有发源、高峰、衰亡,盛极的时候都埋藏着衰落的因子,像唐诗宋词都是这样。所以就需要有另外的刺激,外来文化能够刺激产生另一个方向,然后又有一个高峰,然后到了高峰后又会腐败和衰亡。文化不可能永远好,或者永远不好,文化永远是杂交的,不可能是纯文化,纯种因为单薄,所以会死得更快。徐悲鸿那一代有使命感,他们留学是为了取经,是为了防止本土文化的老化,有新的基因进来。虽然林凤眠和徐悲鸿吸收的东西不一样,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也不一样,但他们还是以中国的主体,去吸收人家以后产生新的东西,而且他们都是一心想回来,回来以后是教书、创作、鼓吹、写文章、办活动,培养下一代。
时代周报:我想这种想法代代都有,当年胡适认为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就是那个时代已经太坏了,需要一个新的时代。
何怀硕:五四提出改革以后,实在是撼动了传统的神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从1919年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社会,有很大的改变,跟胡适说的五四是一个文艺复兴,是有很大影响。以前就是人心不古,人们呼吁要振兴。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空气、水、人的生存受到普遍威胁,这确实是比较大的危机。美国的金融海啸是个警讯,现在经济上有一个很大的地震,但艺术上还没有什么触动,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所以不要没有信心。
艺术商业化的危机
自古以来,艺术常常成为“权力”的奴婢。有至少三个“强权”,宰制了艺术的命运。依序是:宗教、政治与商业化。
在宗教统治一切的中世纪欧洲,艺术是宗教的奴婢。千篇一律以宗教的思想为内涵,以宗教的历史与故事为题材,艺术成为宣扬教义的工具。当政治成为独断的势力,艺术换了主题,也换了题材,完全臣服于政治教条。虽不能说在宗教与政治的威压之下,完全没有杰出的作品,但基本上,绝大部分,艺术失去了广袤的自由天地,也不允许个性与独创性的发挥。千人一面,众口同声。艺术只是宣传品,是权力的附庸。
现在改革开放,每个从事艺术的人可以自由创作,但不幸遇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空前巨大的商业化大潮,艺术被卷入商品化的时潮之中。这个危机,是艺术有史以来更巨大、更彻底、更难以抗拒与逃避的危机。因为在宗教与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艺术家创作是“被动”而为;而商业化的时代,因为艺术家在竞争中有利可得,差不多都“主动”投入。为金钱而创作,艺术便走向僵死之路。
今日世界最大的危机,是精神价值的崩溃。美貌、青春、肉体、爱情、爱心都可以成商品,可以出卖。导致精神价值、道德伦理与人的尊严的堕落。艺术也是一种精神价值。一首诗、一张画无法马上估量其商品价值,因为精神价值是无法量化的。艺术作品要经过许多评论家研究、评介,名家品题,大众的欣赏、确认,在时间的淘洗中彰显其艺术价值。但在急切而功利的当代,一切要以商品来交换商业价值,所以有艺术公司、画廊、经纪人、拍卖公司来操作,各方以求取利益为目的。艺术价值遭到扭曲,其市场价格则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极尽夸大、哄抬甚至诈欺炒作之能事。经由各种宣传技巧与速成捷径“成名”的艺术“明星”,其作品不经艺术批评的检验,不经大众的欣赏与确认,也不经历史与时间的考验与淘洗,完全以“市场”的行情为标准。有些画家因为市场行情看俏,匆忙赶画,油彩未干已出现在画廊墙上待售。“艺术商品”与“期货”、“股票”的投资、炒作越来越相似。当代艺术空前的商品化,导致艺术根本的异化。
艺术批评:在艺术商品化中死亡
“艺术批评家”这种“物种”在当代已经无法存活。其情形与北极熊及许多生物濒临绝灭相似。
本来艺术批评是极严肃的工作,批评家要有相对广博的学识(艺术史、文化史、社会、心理等知识),有自己的美学观念与艺术理论,还要对所批评的艺术品有专业的研究(不可能有天下各种艺术门类都精熟的批评家。例如雕刻、油画、水墨、书法、建筑、壁画等不同领域与对象都需要专门的研究。没有“万能批评家”,有则必为江湖术士)。此外,对不同艺术产生自不同的文化、历史与传统,也要有特别的研究背景(如书法、水墨之于中国文化;印度雕刻之于印度与希腊文化;法国印象派油画之于欧洲近代文化等等)。不是一般漫谈艺术的写作者都可以胜任艺术批评的写作。
近百年来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原来的艺术生态环境已经崩坏、裂解、溶混、变质。西方自二十世纪初,艺术内部产生裂变。近代西方欧美成为强权,不仅在政、经、军事上称霸,其意识形态,包括艺术不断扩张、渗透,以“全球话语”、“普世价值”、“全球化”、“国际前卫艺术”、“当代艺术”冲击、引诱、蛊惑非西方世界,以统制全球为目标。东方七零八落,唯美国艺术马首是瞻,已超过半个世纪。现在的中国艺术,主体性与独特性岌岌可危,全盘西化成“先进”的指标。这一场艺术的“大革命”颠覆并摧毁了一切的规律与种类的界域。以任意、混乱、怪诞为突破、创新、自由。没有东西方之分(其实是西方艺术的全球化);颠覆了平面与立体、艺术媒介中材质的统一性、艺术种类的不同独特性等差异;否定了艺术的基本训练的必要性;人人可为艺术家,任何怪异的形式都是新艺术。其混乱与虚无,与当代人间社会男女可变性,颠覆了性别的界限;同性婚姻,颠覆了夫妇与家庭的定义与本质;“橘子汁”的饮料中没有橘子成分、“豆浆”中没有黄豆成分、“松露巧克力”中没有松露成分(都是化学物质合成)等当代商品一样,反映了当代文化的虚幻与“真实的缺位”。
面对当代艺术的异化,加上商业化,艺术批评无可施其技。而当代艺术活动之普遍活跃,商业艺廊大增,艺术市场之热络,艺术评论形同“产品促销”广告的文宣。产品的出品人(即画家)以优厚的稿费为报酬请评论家写文章(这等于当代文人无顾忌地出卖节操),所得到的当然是夸大的颂扬或转弯抹角、过分溢美之词。报刊杂志刊登作品多要画家付费,而只要有摇笔杆本事的人,都可成艺评家。真正的艺术批评已寿终正寝,良有以也。
荒谬的艺术教育制度
记得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外国游客争先恐后来华旅游,一睹这个文明古国的风情。万里长城游客最多,许多小朋友向游客兜售礼品,以“国画”为主。当时尚在贫穷时候,物资不丰,“国画”是成本最低,生产速度最快的产品。记者报道,外国游客说:中国有十亿人口(当时),大概有九亿个画家。
当代中国画家之多,大概古今中外之最。为什么有此现象?原因不能一语说尽。大概“国画”之套式化与“简洁”,最易依样画葫芦。另一个原因是“美术系”太多了。
因为文学家与艺术家(小说家、作家、诗人、画家)从来不是靠文学系或艺术系能直接培育的。真正的文学家与画家在人群中永远是凤毛麟角,出自天赋与个人不懈的努力追求。各朝各代在历史上都只有几大家,明朝只有四大家,扬州只有八怪,文艺复兴只有三杰,印象派大画家也只有几个。天下有兴趣追求艺术的人越多越好,但有大成就的画家不会多。没有专门学问,又没有一技之长,培养一大批以画画为职业的平庸艺术人才,是人才的浪费,国家社会的负担。而且也是这些不入流“艺术家”个人的不幸与痛苦。
许多美术学院本位主义,只求不断增班、扩大,广招学生,有的为壮大声势,有的为多收学费。尤其大量设立硕士、博士,只是为了增加教授的职位与收入。有多少“博导”自己的艺术成就足以为艺术“博导”?艺术教育泛滥成灾,每年各地有大量美术系学、硕、博士涌入社会,他们既“献身”于艺术家的“行业”,也顶着国家所授学位的衔头,所以他们要画画,要展览,要出版画集,杂志上要介绍他们的画,这一切每年、每一代不断地增加,艺术水平因而逐年下降,乃势所必然。还有画家分级制,分一级二级(世界所仅见);各地设有无数“画院”,由国家供养(只有古代皇帝时代曾有);艺术官方机构叠床架屋,每位有名画家都有官位衔头……艺术教育的错误,艺术政策的荒谬,造成中国艺术家多如牛毛的奇景。吴冠中先生常说些很武断,很引起争议的话。但他批评“画院”制度不应继续存在,是正确的。我早在一九九一年第一次去北京就说过画院制度的不合理。许多画家私下告诉我不要提“冒天下大不韪”的此事。现在已过了二十年,中国画家杰出的少,平淡无奇、努力作怪、尸位素餐的多,这还是不能说的“禁忌”吗?
我们没有真正的艺术评论已久了,有的只是揄扬与溢美的文章,甚至如“产品推销文案”,尽写些言不由衷、牵强附会、装点门面、故弄玄虚、崇洋媚俗、陈腔滥调的“谀词”。
如何建立现代中国艺术的审美基准,探索中国艺术的现代方向,批判西方后现代主义反文化、反艺术的虚无主义与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西方文化强权以全球化与商业化宰制全球艺术的霸道策略,重建“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思想与风格。提倡尊重并维护有民族特色、传统根基与时代脉息、合乎人性渴求的艺术。
我们在此危机时代绝不应随波逐流,而应拨乱反正,重建艺术评论的自主方向,为中国文化的重振,向世界提供我们的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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