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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鹤（右二）、关山月（左二）和郭绍钢（右一）在“睬你都傻”像前留影。
潘鹤谈当今艺术教育
潘鹤自信得近乎狂妄，年少时，爸爸想给潘鹤找雕塑老师，潘鹤说：谁配做我的老师，除非米开朗基罗再生！”潘鹤素来直言直语，对美术教育的弊端，艺术市场的炒作、当前的社会风气都是直言不讳。
艺术品价值不能以金钱衡量
对于艺术的过度市场化，艺术作品价值以金钱来衡量，潘鹤很不满意：“现在的书画讲的是多少钱一平方尺，我觉得他们简直是乱来的，难道结婚时也写多少钱一晚吗？”
他表示现在的买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只是金钱交易，而实际上艺术家又没在其中获利，因为“中介赚大钱”。
“中介很厉害，一方面去拉拢有地位的人，另一方面欺骗那些艺术家。”火爆的艺术市场就是如此产生的。“现在艺术家就是在被人玩啊”。更有部分艺术家也投身炒作热潮中，“乐意被玩，且主动配合来玩”。
潘鹤认为，导致这一怪象完全是因为“金钱至上”的不良风气。他说，解放前，自己专为富豪塑像；解放后，他的创作都是为国家服务。“钱够解决生活基本要求就行”。
潘鹤表示自己拒绝了多家拍卖行的高价邀请，“我对商业行为看不起。这性格没办法改。”他说。
艺术教育过于刻板保守
对于新快报《收藏周刊》近期的“美院为何不出大师”热点，潘鹤也有话说：“现在的艺术教育太过保守、千篇一律，缺乏因势利导，简直是误人子弟。”
潘鹤说，文化艺术是神经系统，它渗透到全身的每个细胞，因此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目的性不强。而现在的美院教学，强调技巧的学习，而缺乏感性的培养。“搞艺术就像谈恋爱一样，难道要先练好怎样说话才去谈吗？目前的艺术教育多是让学生先学手段，而忘了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为何真要放在最前？如果没有真实的感情，那就是伪善，连自己都打动不了如何能打动别人？有了感情之后，技巧的运用才有用。”潘鹤强调。
对于美院教学，有何建议？对记者的提问，潘鹤直言“无能为力”。他说，现在的风潮过于功利。他说：“以前学艺术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现在就不是了，个个都以为做艺术家有很多钱收入，一幅画动辄上千万甚至过亿。这样的目的去学艺术，怎么可以成功呢？”
现在艺术创作“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个个都为人民币服务，这当然‘弊’啦”。
推广城市雕塑，不料“污染了城市”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刘开渠和潘鹤一起提出大力推广城市雕塑。随后，全国各地兴起了城市雕塑建设的热潮，但发展却过犹不及，各地出现丑陋的雕塑。
当时北京有一条街的雕塑做得很差，刘开渠和潘鹤商量干脆把街道的那些雕塑全部拆掉算了。潘鹤却认为，拆掉只会打击了官员的信心，以后不敢再做雕塑。但是那些不入流的艺术家照样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做雕塑。潘鹤曾与刘开渠自嘲说，我们提出城市雕塑，原以为会成为历史的功臣，但现在看来污染城市的雕塑还泛滥成灾，我们反而成为历史的罪人，“遗臭万年”。
潘鹤更直言，有的艺术家为了拉到城雕项目甚至用金钱和女人的手段去贿赂，有些城雕工程因此沦为官员贪污腐败的手段之一。
司徒乔才华高于徐悲鸿
闲聊中谈到徐悲鸿，不料潘鹤却有另一番见解：“徐悲鸿、齐白石张张作品都差不多。就像一个人说话，说来说来都是两句话，怎么行？”
潘鹤很赞赏油画家司徒乔，他认为司徒乔的艺术才华要高于徐悲鸿和刘海粟，但“没有后台，又不用手段”，结果在中国艺术史上地位和影响都远逊后两人。
潘鹤感叹：书画界本来最纯净，现在却变味了，看不懂的才是“好作品”，老百姓看得懂的、受到感染的，却变成“庸俗”。“艺术家变成不讲才华，讲后台，讲手段了”。
潘鹤还谈到了一个现象：上世纪50年代本来个个画家都是画现实题材，反映工农兵生活，但是忽然间，齐白石和徐悲鸿成名了，结果年轻人们都开始唯利是图了，争相模仿选个动物来画，有人选牛、有人选驴子、有人选骆驼，不一而足。
潘鹤也身陷潮流中，不过他也有应对方法：“当时广东美协负责人黄新波就问我选什么题材来创作，我说当然是选本地最出名的特产啦——阳江豆豉——一点就够。”
小故事
“开荒牛”四不像，为保产权
潘鹤在上世纪80年代为深圳市政府做“开荒牛”时就故意埋了一个伏笔：将黄牛、水牛和野牛的众多特征集合起来。这样别人抄袭“开荒牛”的话，一看便知。后来潘鹤果然发现，他的“开荒牛”大量地被复制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尤其是银行和证券交易所门前，只是把原作的树根去掉。
“艰苦岁月”不是反映长征
在很长时间里，收藏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雕塑“艰苦岁月”被放在红军长征展区。不过潘鹤自己说，当年创作雕塑“艰苦岁月”时，表现的是解放海南的题材，而非红军长征时期的故事。在不久前“艰苦岁月”拍出了1000万元高价。
海珠广场解放军像400元
你知道吗？海珠广场上潘鹤创作的高大庄严的广州解放纪念像原来只有400元稿酬。当然，在1980年来说，这可是个笔“不菲”的费用，负责施工的工程师当时也只有50元。省政府领导特意写下批条“下不为例”，但潘鹤却幽默地说：“应该理解为稿费这么低，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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