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条，当代艺术的箴言是不要成为帝国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民主暗示了和帝国观念中政治自由的一致性，它也不必是民主的。
我不想多评论为什么艺术的伦理是不要成为帝国艺术。绝望是因为总是存在类似于帝国的运作机制，因为有效的法律，在当下，就是帝国的法律。
关于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第十条，非帝国的艺术必须是抽象的艺术，就这一点来说：它把自己从一切特殊性中抽象出来，把抽象这一姿态形式化。第十一条，非帝国艺术的抽象化不关心任何特殊的公众或观众。非帝国艺术和一种贵族式的无产阶级伦理联系在一起：它单独地实践它的诺言，对人群不加区分。
我想我们可以说明，在当下，帝国艺术就是可见的东西的名字。浪漫主义的形式主义就是帝国艺术。这是一个历史命题，也不妨说是一个政治命题。浪漫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混合就是帝国艺术。今天是这样，而且，举例来说，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如此。今天的状况和罗马帝国晚期很相似。这是一个正当的比较，而且你们看，把美国和罗马帝国比较尤其准确。这样一比就相当有趣，事实上，这也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因为晚期罗马帝国的艺术创造中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方面，非常像浪漫主义，有表现力的，狂暴的，而另一方面，某种极端形式主义的东西，政治上的坦率正直。为什么? 当我们处理类似于一个帝国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也不妨说是在处理这个世界的形式一致性，不仅是美国，最终是庞大的市场，当我们有了类似世界的潜在一致性的东西时，我们在艺术创造中就有了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有了两者的混合。 为什么? 因为有了帝国，就有了两条原则。第一，一切皆可能，因为我们有巨大的潜能，有世界的一致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一切皆可能。我们可以创造新的形式，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言，并没有真正的法律，规定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不可能，一切皆可能。然而，我们还有另一条箴言，一切皆不可能。当代艺术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一切皆可能，并且一切皆不可能。那就是当代艺术的真实内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说明有些东西是可能的，但并非一切皆有可能，也不是一切都不可能，然而有一些别的东西是可能的。某些别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 但是，发明新的可能性不同于实现一个新的可能性。这个区别是关键的，实现一个可能性意味着设想可能性是现成的，我要做的不过是想象这个可能性。比如，一切都有可能，我就必须实现什么东西，因为一切皆可能。然而，创造某些东西的可能性显然是另一回事。可能性不是现成的。因此，一切皆可能不是事实，有些事情并不可能，而你必须为那些不可能的东西创造可能性。这就是艺术创造的重大问题。艺术创造是一种可能性的实现呢，还是发明一种新的可能性? 说出某种东西可能性的可能性? 如果你认为一切皆可能 (也就是认为一切都不可能)，那么你对世界的信念就完了，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东西。它带着一切可能性，也就是带着一切不可能性被封闭了，而艺术创造性也就被封闭了，它在确认一切皆可能，一切皆不可能的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中被封闭了。
然而，今天的艺术创造，它的真实功能就在于说出某些东西的可能性，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但是，某些东西似乎没有可能性，我们又如何为它开创一种可能性呢? 正因为某些东西本身没有可能性，我们才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如果一切皆可能，你就无法创造任何新的可能性。所以，一种新的可能性的问题也就是某些事物不具有可能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设定一切皆可能是不真实的，而且一切皆不可能也是不真实的。如果有些东西不可能，我们就必须说这些东西不可能。我必须创造新的可能性。这样，我认为，创造新的可能性就是今天的艺术的重大功能。在流通，信息交换，市场等等活动中，我们总是不断实现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无穷无尽的实现着种种可能性。但是，我们拒绝创造可能性。因此，这也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的真实含义在于创造新的可能性。一种生活的崭新可能性，这个世界的崭新的可能性。因此，今天艺术创造的政治决定性就在于是否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事实上，全球化给出的信念是，彻底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可能的。认为共产主义结束了，革命政治结束了，即给出了关于这一切的主流解释：不可能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不在于实现一种可能性，关键的是创造一种可能性。我们理解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艺术创造的问题就在于此。它向每个人证明，对于人的共有的状况来说，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是完全可能的。
第十二个命题，非帝国艺术必须像数学范例一样严密精确，像黑夜伏兵一样令人惊讶，像星星般崇高肃穆。
这是一个诗学命题。艺术创造的三重决定性。把艺术创造和一次演算示范，黑夜中的伏兵以及一颗星星相提并论。你可以理解这三重决定性。为什么是一次演算示范? 因为，最终，艺术创造的问题也是关于某一个余数，某一种具有永恒性的东西，某一种不在纯粹传达，纯粹流通之内的东西，某一种不属于持久更新的形式的东西。它拒绝，而拒绝也是今天的一个艺术问题。拒绝之物是被赋予了稳定性和坚固性的东西。有逻辑等式，有逻辑一致性，连贯性的东西，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第二个决定性是某种令人惊讶之物，无疑是新可能性的创造，而新的可能性总是令人惊讶。没有某种惊讶，就不会有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事先加以估算。它就像一种决裂，一个新的开端，总是令人惊讶。这就是第二个决定性。它如此不可思议，就像黑夜中的事物，在我们知识的黑夜之中。一个新的可能性对我们的知识而言是绝对的新，所以，在我们知识的黑夜，它就像一道新的光芒。和星星一样崇高肃穆，因为一个新的可能性犹如一颗新星。就像一个新的天体，一个新世界，因为它是一个新的可能性。就像我们和世界的一种新的感性关联。
然而，重大的问题在别处。对当代艺术来说，形式问题不是一个决定因素。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三者一个接一个地联接起来。成为星星，成为伏兵，成为一次演算示范。由此，创造一种艺术的新形式，世界的一个新视野，我们的一个新世界。而且，这个新的视野并不是纯粹观念性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完全是政治的，这个新的视野有它特有的形态，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艺术可能性，为新形态的世界带来了一种新的知识。
最后一个命题，为了那些帝国业已承认其存在之物，为了使它们变得可见而添砖加瓦地发明各种形式和方法，还不如什么也不做。
我想，这里重大问题在于艺术和人的状况之间的关联。更准确地说，艺术创造和自由之间的关联。艺术创造独立于民主意义上的自由之外吗? 我们应该不把创造新可能性的论题完全等同于自由的问题，就常识而言。因为今天，自由是由帝国来定义的，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主定义。艺术创造和那种自由相差无几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艺术创造的真实决定性不在于关于自由的常识，也就是帝国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去创造具有新的形式的自由，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逻辑框架，新知识的惊讶以及星星之美，这三者的连接是自由的新定义，它比"民主"决定的自由要复杂得多。
艺术创造，对我来说，就是在民主定义的自由之外，创造一种新的自由。我们可以这样说起类似于由艺术定义的自由，它是思想的，也是物质的，就像逻辑框架之内的共产主义，因为没有逻辑框架就没有自由，就像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决裂，最终类似于一个新的世界，一道新的光亮，一座新的星系。这是由艺术定义的自由。当今的问题不在于艺术讨论中涉及的自由和专政，自由和压迫的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上，在于自由自身的两种定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