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赵子龙
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当下的文化状态显得非常复杂，不同阶层的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是大相迳庭的。今天人们所习惯谈论的“艺术”，笼统的来说包括传统、民间、革命，以及时尚;人们经常以为“艺术”应该是文化精英的，与品位、境界有关;应该是为政治服务的，远高于生活;应该是富人们的锦衣玉食，等等。“艺术”根据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圈子，这些圈子常常带有封闭的、私密的特征，彼此之间关联不大，也与当下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老百姓所关心的，依然是与生存相关的社会问题，比如物价、房价、税收、医疗等公共性、普遍性问题。
中国当下正处在转型阶段，急速的发展使中国像一支被拉长的队伍，队首已经进入当代社会，队尾还停留在封建社会甚至原始社会;面临问题的广度、深度、复杂度是前所未有的，可能并不是简单地参照历史经验就能解决的。在问题众多的情况下，理性地、具体地搞清楚“什么是此时此地的关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环顾四周，可能会有一个共识：当下最关键的、最具有公共性的问题，仍然是国内的体制问题，具体体现为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艺术”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关注，拒绝参与到当下最主要的话题中来，导致自身缺乏公共性，逐渐远离时代精神。这样的“艺术”无力提供符合时代的价值，甚至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为许多老化的价值观念进行辩护，从而带有了腐朽、落后的味道。而总体来看，中国当下的艺术体系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牢固、保守的体系，它更多的与旧有权力相关，与当下中国政治现代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形成不小的落差。
当代艺术实际上就是要打开这种封闭的体系，成为一种积极的、开拓性的文化力量。杜尚以来当代艺术所提倡的批判、反传统，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都不单纯是艺术史内部的事件，它有具体的历史场景和针对性;取消艺术界限是为了进入大众生活，获得公共性，慢慢消解旧有的保守观念。其目的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为了探讨一种艺术形式，而是让艺术形成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的意识形态。早期的中国当代艺术，曾经整体独立在保守的艺术体系之外，参与了时代主要话题，推动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当代艺术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才获得世界性的关注。只不过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早期当代艺术并没有获得大众真正的参与意识，仍然是偏于圈子化的。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普通民众对艺术的认知局限，另一方面可能因为当代艺术虽然指向了政治变革等公共性话题、进入了广场、大街等公共空间，但其自身仍然具有很强的精英姿态，所涉及的话题大多不够具体，先是以群体运动的形式出现，后来又强调个体和疏离，对民众来说，“当代艺术”仍然带有一种陌生感、距离感，它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较之于过去，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资源，创造了很多条件。全球化经济使世界越来越开放，媒体技术越来越发达，当代艺术也获得越来越多的空间和发言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当下中国的主要话题中来。这本是当代艺术大有作为的时候，但令人失望的是，刚刚获得一点国际声誉的中国当代艺术在权力和资本的作用下，不但退出了战场，而且很快沦陷在保守的艺术体系中，成为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敌人。当下许多看似很前卫、很当代、很国际化的艺术，只是具有新的视觉形式，但其观念是保守的，立场上是暧昧的。至于学术界讨论的“当代艺术跨界”问题，也大多在艺术史内部探讨“如何跨界”、“跨到哪里”、“关于跨界的理论”，而忽视了关键问题“跨界的根本目的”。
或许有人会说，当代艺术产生了许多明星，他们作为公众人物进入大众视野，这不是公共性吗?当然，不可否认，部分艺术家不再是盲流、边缘而获得公共身份，这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成果，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然而，在当下具体的环境中，这种“身份上的公共性”首先已经不再是关键点和最终目标，而且获得这种身份也不像以往那么困难了。如果仅仅满足于一种身份的公共性，当代艺术家就变成了市场、娱乐的帮衬，依然阻止不了中国当代艺术退出社会、退出大众。但明星化不是坏事，艺术家可以通过明星化的影响力，建立起公共讨论空间，将社会关系变成一种艺术媒介，从而更有效和准确地指向当下社会的首要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不仅需要在理论上、题材上、表达方式上、艺术家身份上公共化，更重要的是要在观念和价值上重新公共化：对当下现场的关注、对问题的敏感、对时代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但能理解“重要的不是艺术”，我们还能回答“重要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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