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正式改名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无论叫“大会”，还是叫“节”，这里一直是中国纪录片制作人的福地，有许多最终成功的纪录片都是从这里跨出的第一步。
范俭的《活着》曾于2009年底在这里的市场单元开展预售，几天前它又在这里获得评委会特别奖，成为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结出的一枚硕果。不为人知的是，这几年中国最成功的纪录片之一《归途列车》也于2007年来广州寻找投资，作为第一部官方意义上的中外合拍独立纪录片电影《千锤百炼》，也是在这里接触洽谈了第一笔国际投资。
国家对纪录片产业关注有加，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应如何利用契机，提升国际知名度和吸引力，成为中外业界交流和交易的平台?
2011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波兰影片《阿根廷课程》获评审团大奖。
能多放片子吗?
在来广州纪录片节之前，《活着》刚刚参加了IDFA(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影片入选IDFA中篇竞赛单元，宣布每个单元前三名提名的那天晚上，我们被请到提名典礼现场的高台之上，一人一杯香槟。虽然最后没有被提名，但那种被尊重的感觉，仍然让人小小地感动。三场对公众的放映，我们看到观众对影片的理解，对片中人物的喜爱;最后一场放映时我们还为片中历经磨难的那个家庭募集了170欧元的捐款。回到广州，我们获奖了，遗憾的是片子没有机会在影院安排放映，好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个关于生命的故事。
电影节要有强悍的展映，竞赛片的展映尤其重要。世界各大电影节都会要求参加竞赛的影片尽可能是地区首映，甚至全球首映。电影节重不重要，就看好片子在苛刻的条件下是否仍然会报名它的竞赛单元。
如果希望广州也能像阿姆斯特丹一样吸引世界上最好的纪录片参赛，开幕式的精彩纵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纪录片的观众。有了观众，才能形成口碑，才有媒体的关注，才有机会让片子变得更加出名。这一切推动电影节变得更受业界瞩目，这样发行商、电视台购片人才能蜂拥而至，把那里当作他们忙碌奔波的必经之地。
2011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加拿大影片《拉腊· 劳克斯的内心》获最佳社会人文类纪录片奖。
首次来到广州的半岛电视台
英语频道编辑弗罗拉说，她通常一年只去一个地方，就是IDFA，因为那里观众对影片的反应将是她购片的一个重要指标。弗罗拉只在17年前访问过中国，这次能亲眼看到中国的变化，她非常兴奋。她的团队正在加紧工作，好让这部讲述生命诞生之艰辛的影片在圣诞节前通过世界第三大电视新闻网传播到全世界。她也更希望有机会和本土观众分享在电影院里观看《活着》的感受。
两年前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曾经有个别场次观众排队买票看片，并在观后跟导演热情交流半小时。升级为电影节的广州纪录片大会或许更应该考虑，一个以影像传播为核心内容的活动，应将谁定位于主体对象，如何为此设立各类平台和活动。
IDFA的影片展映，基本集中在同一个街区两家影院的十几个影厅里，这个街区距离组委会临时大棚在200米以内，这样大家看片都很方便。很多导演来电影节也是冲着有个机会看看其它片子好好学习一下，不能让人家只为看一场电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到处跑。如果考虑设置一个展映的核心区，加强影片和受众的互动，会容易聚集一切关于电影的口水、脚步和目光。
2011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德国影片《狒狒强盗》获最佳自然环保类纪录片奖。
能更好地找到钱吗?
拍片子的人都喜欢把融资俗称为“找钱”。有了钱片子才能拍出来，所以找到好的融资平台非常重要。融资就像打一口井，选的地方不对，工具不够专业，或者挖得不够深，你的所有努力只能产生一口废井。
近年来，广州提供的纪录片融资市场的土地不是特别肥沃，同时其他地区开始深挖井(2010年台北开始了，2011年12月东京也将开始)。如果没有应对，广州的水位将逐年下降。
融资平台的好坏，决定于吸引来的委托制作方水准如何，以及平台筛选什么样的项目。除了邀请到的委托制作方需要有真金白银放在桌上之外，如果广州纪录片节的融资平台能将项目类别分类，或许比现在统统摆在一起卖效果更好。
例如，社会现实类和自然历史科技类就可以分开，这样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可以到自然历史科技类里面去发现、了解选题，不用在社会现实类里面耗费过多时间。这好比任何电视台都分了科技部、文艺部等等，国外的编辑也都分属不同部门、栏目，大一统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知该怎么办。
2011年广州纪录片节的融资平台上有很多大型纪录片提案。这体现了中国电视纪录片一个主要问题：国内的播出量巨大，大型纪录片常常数十集，甚至几十集，而国外基本上不怎么播多集的纪录片，除单本片之外，最常见的也就是BBC、NHK等机构播的四五集系列片。中国电视纪录片改为三四集，恐怕更适合走国际化的道路。
IDFA的影片交易平台叫“Doc For Sale(待售纪录片)”，广州的叫“纪录片商店”。IDFA提供数字化中央存储，可根据观看者刷卡记录，形成每一部片子的观看记录报告。这些报告可以供片方随时调用，指导他们与潜在买家联系。这种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工作方式，在广州还没有完全实现。交易平台值得花力气搞大搞顺搞全，要做宣传，要请购片编辑过来。
如果能在广州纪录片节设立一个基金，会极大提高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可以是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基金，也可以是从融资平台的提案里优选出来的头两名提案给予奖励，这样毫无疑问能吸引更好的提案，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形成良性循环了。
一个纪录片节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不单是政府重视的问题。国家给政策，让懂的人来操作，根据规律办事、办展，在评委、节目、制片公司、观众互动等方面下功夫，还需要考虑营销、宣传等策略，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国际化影视节。
《继续旋转(汽车之梦)》获2011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最佳科技教育类纪录片奖。有人提出如果广州纪录片节的融资平台也能像奖项一样分类，或许比现在统统摆在一起卖效果更好。
能有纪录片产业吗?
到底是应该在影片得了大奖后孤芳自赏，还是应该希望它被更多人看到?电影的基本价值在哪里?让中国5000万人看到，世界1000万人看到，比得一个奖是不是更重要一些?
中国纪录片人围绕这些问题的口水仗打得不少。我们认为纪录片的社会属性大于纯艺术属性，主要功能是去改变更多人对世界和身边问题的看法。纪录片产业的成熟，比隔几年有片子在国际上得个奖重要得多。
产业化靠个人是不行的。偶尔有一个导演出现，一个片子在国际上获奖，却只是寥若晨星，忽闪了一下就没有了。他有可能下一部片子水准大失，即便他持续产出佳作，对中国其他导演也没有太多借鉴作用。个别的成功如要成为可以复制的操作标准，就需要涌现合格的制片人，要有行业协会，要有教育体系。
纪录片产业的希望在于制片人角色的重塑和培养。电视台里作为行政职务出现的制片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片人。市场上出现很强的制片公司、发行公司才是市场成长的标志。只有公司和公司之间形成默契，进而甚至制定标准，才能形成产业并带来整体成长。
制片人的作用在中国纪录片界一直被忽视和弱化，一个片子成功，大家看到的往往是导演。这也导致中国纪录片有很多很好的导演和很好的题材，却没有大规模“走出去”。制片人要为片子融资，要在制作期间让影片达到工业标准，要协调确保播出，要商议发行策略并确保一个影片通过各种商业载体传达到能企及的一切角落，得到最大的商业回报和社会影响力。总之，制片人是一部影片的第一责任人。导演则需要培养一些市场意识，比如：片子在做之前就能拿到钱，不光制作可以更精良，还确定了能在更广泛的媒体播出;纪录片如果没有制片人的运作，很难成为一部在国际公众层面有影响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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