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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态度转变为形式”展览现场 1969年 伦敦
意大利著名收藏家邦扎（Giuseppe Panza）
《东方艺术·大家》：尤其在西方，20世纪可以说是美术馆与博物馆迅猛发展的世纪，您认为这种发展对当代艺术有怎样的贡献?
费大为：当代艺术总得来说是比较晚进入美术馆的。像毕加索的展览，尽管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就已经很有名，但是他在美术馆的第一个个展还要等到60年代才能举办。所谓当代艺术进入美术馆就更晚，1968年哈拉·塞曼做了《当态度变成形式》这个展览，标志着一个新历史阶段的开始。从这时起所谓“当代艺术”才开始进入美术馆。但是专门以当代艺术为主的美术馆发展得还要更晚一些，80年代都还不是很多，现在就很多了。它们的运作方式跟传统的美术馆不太一样。它不再以展示历史作为主要任务，而是把总结最近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段)所发生的标志性创作，引领新的创作潮流为主要目标。这些美术馆和艺术家一起站在创作的最前沿，共同展望艺术未来的发展。
当代艺术馆对于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扶植作用。新艺术出现时，它的冲击力最强大，同时它也必定处在最贫困的状态。如果没有美术馆系统的扶植，当代艺术就失去了它的公众和社会影响，失去了它在文化上、传播上的影响力。如果当代艺术只能在一些私人画廊里面运作，它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和地位，也不会真正受到市场的关注。
但是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美术馆自己所捧起来的当代艺术不仅可以被市场所接受，而且变成了市场的抢手货，当代作品的市场价竟然远远超过了传统艺术作品。美术馆系统几乎没有财力去购买这些作品，当代艺术作品成了投机商和亿万富翁手里的玩物。
《东方艺术·大家》：美术馆在支持当代艺术的发展的同时，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后者有一定制约?
费大为：这个话题在80年代以后就不断地被提出。美术馆系统在对新艺术潮流扶植的同时，确实也影响并限制了艺术的自由发展。自由的艺术创作往往变成了专门为“白盒子空间”制作的订件产品。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化(甚至是工业化)的流程之中。新的标准和权力中心被建立起来了。
对艺术系统和艺术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重要。但是 “反美术馆”的口号往往被简单化了。如果说美术馆的展厅是艺术作品的坟墓，那么到美术馆之外去展出是否就是一个出路呢?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更实质性的问题并不在于展出的形式，而是在于必须不断地指出最为自然、最有生机的艺术创作方式是什么?怎样不断地去建构和调整这个系统(如果不是美术馆系统的话)去支持这样的创作?简单化的“反美术馆”口号不仅没有为此提供出明晰的回答，而且常常把问题的思考引向形式化的歧路。
今天广义上的所谓“艺术”是社会系统协作的结果。艺术需要艺术之外的社会系统去支持它;不是这个系统就是那个系统。美术馆、市场是两大基本的系统。逃离美术馆系统之外，即使在野外做展览和做研讨会，其实也是属于美术馆系统的一种延伸，因为这些活动和画廊系统和拍卖系统的运作截然不同。美术馆的功能并不仅仅是在封闭空间里制作和展出作品，它还有教育，传播，保存的功能。没有美术馆的展示活动，即使在野外，艺术也还是有制作、传播、教育的功能需要。这些活动还是要有机构来支持，要有人出钱来制作、组织、传播。我们可以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到处都是美术馆，但这样的提议并不能实质上地帮助艺术的发展。艺术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在美术馆之内还是美术馆之外，美术馆之内也可能做很好的展览，美术馆之外也可以做毫无价值的东西。所以，什么是有价值的艺术?如何最好地展示这些艺术?问题正是在这里。我们怎样来发展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推动艺术创造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土壤，艺术创造就会枯萎。
如果说艺术的自由发展受到了阻碍，那么这个阻碍主要不是来自于物质性的美术馆墙面和封闭空间，而是来自于观念的制约。目前中国的情况是，美术馆系统的极度不发达，市场系统的虚假繁荣和极度不规范，造成了普遍的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态，这是阻碍艺术自由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正是发展出一套和市场系统不同的美术馆系统。它并不在于建筑的样式有多少宏伟，墙面有多白，设备有多么先进，而在于它能够理解艺术创造的价值，能够尊重艺术家的自由精神，并提出有前瞻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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