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履生
近年来，台湾地区出现了一些与大陆对接的民间机构，如冠以“台湾”字头的画院、美术院、美协等等，都瞄准了最高层级。基于两岸社会体制的不同，这些机构的出现虽然想在最高层级方面突破交流中的不对等，或者是想通过最高层级机构的出现来体现台湾对艺文工作的重视和提升，但是，这些民间性质的机构在台湾，能否如同台湾师大美术研究所名誉教授王秀雄先生所期望的那样，能够有与“法国艺术与语言研究中心”、“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以及“日本美术院”那样的地位和作为，是需要历史来考量的。就现实而言，所指向的大陆机构中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国家画院”，都是具有政府背景和政府财政支撑的文化事业单位，由此来看，最高层级的指向和企盼实际上并不具有完全的对应关系。
面对30年来的社会变化，两岸相对的美术发展态势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格局上也在调整中构筑了新的平衡关系。在互融互通之中，由早期台湾对大陆的影响，甚至是艺术市场的支撑，到如今教授级的画家到大陆来攻读博士学位，反映到艺术市场上的变化更是天翻地覆。大陆的艺术市场冲击波影响到台湾，直至改变台湾美术的某些业态。就艺术本体而言，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台湾风格，交流不仅弥合了误解，而且在消解地方风格的基础上出现了更能表现为同一文化源流的时代发展方向，在最能体现两岸差异的水墨表现中，尽管其中有反映个性特点的不同追求，包括一些现代性的表现，可是，就技术涵养方面来看，更趋向大陆的主流风格或中国传统的文人意味。至于展出中的油画、版画和设计作品，已经很难看出台湾风格和符号，反映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消解地方风格的时代潮流。
然而，当我们回到具体的研究和品评中的时候，基于美术史的认识往往还是局限在过去，日据时代、中原风格、台湾特色，以及传承、对峙、独立等等的各种研判，都忽视或轻视了艺术本体中的艺术家个人的追求。如此来说，并不是要脱离美术史的认知去孤立地看待现实，而是希望更多地着眼于发展而看到现实中的问题。面对国际化的语境和当代艺术问题，个人的艺术追求和艺术理想与相应的地域美术以及各种主义，在新的时空中如何认识，如何连接美术史和以往的美学，表面上看是一个认识问题，但是，其结果却会影响到当代台湾美术评价的不同结果。对于当代台湾美术的认识，应该超越以往的美术史认知，应该以艺术家为主轴，而削弱地域的社会特性，由此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日益拓展的艺术家的国际视野。
（作者系艺术评论家、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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