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广义作品《大批判》系列。
艺术现象
策划：黄颂豪 撰文：老言
《新周刊》做十五周年庆典，主题选择了重估中国当代艺术。作为媒体，不免坠入“排行榜”之类的俗招，为当代艺术排一下座次，列一下“英雄”名单，以为这样可以吸引眼球。事实上，吸引眼球是真，其中两只眼球就是吕澎，因为杂志所列名单有谁没谁，引来了他的严厉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我很同情吕澎的质问。撰写“文革”后的美术史，很难想象没有王广义；撰写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很难想象没有政治波普。这不涉及到对王广义的评价，而是涉及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即使有人彻底否定政治波普，否定所谓的“F4”，但否定也是一种撰写，也必须有人在，否则如何否定？要知道，许多人努力一辈子，连被否定的资格都没有！写一部革命的或主流的美术史，这些人和事是“反面”教材，必须写，否则无以映衬革命或主流的伟大、崇高与神圣；写一部当代波普史，当代泼皮史，当代艳俗史，不是“反面”了，更必须写，因为，不写，就无以成就历史。所以我同意吕澎的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但是，吕澎质问的理由虽然理直气壮，但却让人有点狐疑。吕澎在义正词严的申辩背后，分明藏着与去掉王广义一样的逻辑。这一层意思，笔者倒有兴趣分析一二，以求教大家。
首先，吕澎认为，今天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混乱的表现是，好坏已经没有定评，不仅分歧很大，而且，常常还把“不好”的说成“好”，“好”的说成了“不好”。这“好坏”的确很让人郁闷。
现代主义艺术运动造成了艺术与公众的对立，这事已经不知给翻来覆去地讨论过多少次，多少睿智的大脑也一直在探讨这个可怕的问题。在中国，更可怕的问题还在于艺术风格的“好坏”与思想动机有必然联系，这一联系，人就基本上吓得不敢说话了。
我至今还记得20世纪初苏俄批判新起的印象派，说那是“颓废坠落的资产阶级反动艺术”。那个年代以及稍后，一些画家把色彩画得漂亮一些，就成了“反动”家伙。今天，大概再也没有人愿意这样去批判这个导致现代主义的可怜风格了吧？！这说明今天不是“价值观混乱”，而是有的价值观不能理直气壮地说，有的则可以借助权力或者资本或者两者都借助着而去大说特说。所以我的疑问是，吕澎质问背后，是否也有什么他一直在大说特说的？他之所说，是真正的价值观的言说，还是先通过资本、再通过权力去搅一个当代艺术之局？要知道，把艺术与市场视为一体，借助资本而让当代艺术“合法化”，从来就是吕澎的个人游戏与崇高目标！
其次，吕澎认为，《新周刊》对当代艺术的重估是“严肃”的，不是娱乐。吕澎的意思是：娱乐可以允许混乱，但严肃就不能允许了，严肃必须要有一个好坏的判断在里头。面对娱乐，我们可以无语，可一旦严肃了，我们就要过来较真。这一较真，“没有王广义”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吕澎为了论辩，无意中把《新周刊》本来就属于娱乐、至少超过百分之五十属于娱乐的庆典意义给抬高了。今天，我们固然希望媒体要严肃，但媒体的市场化早就意味着它已经自觉地娱乐化了，所以，要求一份杂志，而且很不幸，还是一份以策划为谋生方式的大众化杂志，不去娱乐娱乐，基本上是痴人说梦话，是体会不了办杂志艰辛的胡言乱语。尽管，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得声明一下，所谓娱乐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寓严肃于娱乐之中以广见闻，把“思想”也给打扮得花枝招展，有关主管部门不也在提倡吗？板着面孔说教，全球化时代，谁还去理会呀？！
所以，在这里，我倒要给《新周刊》辩护一下：不就是一份杂志所策划的大众话题嘛，里头当然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在，选谁来挑了头，那就只能听谁的了，谁说，让某人进，不让某人进，事情就这么简单，也算是一种游戏规则吧。
这一次不让进的某人，无非就是王广义罢了，有那么严重吗？美国夏志清写中国现代文学史，首推张爱玲和钱钟书，把鲁迅、茅盾等人放在了二流位置上，有的人，中国讨论过不少，他根本就不予讨论，这在当年曾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质疑，不过，作为一种文学价值观，从宽容角度看，夏之所论也未尝不可？除非这文学排座次是一种“政治”，而不是文学。
但是，没有王广义，对于吕澎的确很重要。这就是问题之所在了。吕澎自诩是“艺术史家”，尽管有严肃的治史者不断强调，所谓“史”，应该有一个历史的下限，用以质疑当代是否能够马上入史，但这无妨吕澎的看法。他写美术史有六字真言：有无长短大小。其意思是，对于艺术史来说，首要问题是“有”还是“没有”（无），其次是有了，但写得“长”还是“短”？再其次是写了，但所登作品是“大幅”还是“小幅”。
吕澎还认为，艺术史就是“王道”。通俗点说，艺术史在他心目中就是个“爷”，艺术排座次以此为据，艺术价位高低以此为据，当代艺术合法性也以此为据，而没有其他。
这说明，艺术史在他心目中和意识形态无异。而历史一旦意识形态化，历史是否还叫历史，本身就是个问题了。吕澎非常勤奋，写史不断，几年不到就用上百万字把20世纪中国美术史给写完了，尽管颇为粗糙，但他明白，只要他如此这般地去写了，历史就基本上定局了。他之努力，目的为何，这里大概可以略见一斑。在他看来，艺术史就是一种权力！我这样写了，别人就得跟着我！由此可见，艺术史不仅是王道，而且还是霸道！王道由权力支撑，霸道则由资本维持，完美得很。面对权力般的王道外加资本滋养的霸道的艺术史，干嘛还奢谈那么多的“文明”？本来就和文明无关。
这一次，《新周刊》犯了吕澎已写成定局的当代艺术之排座次的大忌，居然没有了王广义？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也！所以才质问：为什么没有王广义？！
这一质问，把一个真正混乱的时代的真正混乱的问题给质问出来了！
既然吕澎说，谁都有权力写艺术史，那么，《新周刊》的“艺术史”，为什么一定要有王广义？没有，算是一种艺术史的写作民主吧？如果我们还想起写作也有民主的话，尽管王广义作为历史事件的确很重要！
王广义,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治波普”最早的实验者之一，与张晓刚、方力钧和岳敏君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F4”。
吕澎,1956年出生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2004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