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天 乙
艺术国际总编吴鸿最近在微薄建立一个话题，叫做“当代艺术新走向”，不用说，这是一个很现实、很敏感、很重要的话题，同时，“新走向”的确也是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一个拐点或者一次转折。因而，务必正视并力求加以追问和考证，以期扬长避短。
当代艺术演进尽管在相对独立性轨道上前行但是动力却来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诸多元素的合力推动，这些推动力的形态和属性、波动无疑调整、加速、延缓、改变着当代艺术的走向与速度、姿态，甚至规定着当代艺术的整个面貌。
众所周知，以权力至上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必定会建立起越来越严密的权力垄断藩篱与绝对排他的观念取向，堵住了社会资源在多元的社会体和个体之间自由分配的可能性；以个人物质利益至上的生活价值观，提供了争夺权力以实现权力寻租的可能性，并在相互攀比的心理驱动下极力抢占实现更多资源占有的空间。这些社会存在要素，最终造成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分级，财富的非配与累积诞生了资本，而资本的日益集中会加剧其运动以寻求增殖的更大化，权力与资本结合起来，就诞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社会垄断格局。
这种局面一旦延伸到当代艺术领域，当代艺术的所谓独立性和本体性的创造形态将土崩瓦解，资本对当代艺术的“引领”是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在资本与艺术的较量中，最容易缴械投降的自然是艺术。因而，无论是艺术市场还是艺术创作、艺术展览、艺术批评甚至艺术哲学、艺术史等等艺术科学，在强大的资本混杂着权力的暂且叫做“权利混合体”的奇怪力量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或苍白无力。一旦“权利混合体”介入艺术，艺术家很难抵抗住同样奇怪的诱惑，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亦很难坚守所谓的独立的学术底线。我们只要看看多如牛毛的当代艺术展览所展示的艺术作品的精神倾向，看看莫名其妙的当代艺术学术研讨和艺术话题及其演绎状态，只要看看拍卖会爆出的有如不断刷新的“地王”一样的天价交易，就会深切领会“权利混合体”参与之下的当代艺术泡沫和并不产生艺术价值增殖的资本运作游戏。这种状况给艺术家的兴奋意义无法消弭，连自称或号称为艺术而战的宋庄艺术群落，也悄然掀起物质至上的艺术理想浪潮。
这种思潮在“权力混合体”的主宰下，必定出现普通的、具有从业人员属性的艺术家群体为了实现个人的或集团化的利益，而秉承唯利益化逻辑，推动着资本、权力对当代艺术的牵引甚至驯养。
从文化层面看，中国当代艺术至今也没有走出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走出“去创造性”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在源自西方现代艺术样式、热热闹闹的“八五”及其以来的当代艺术逐渐烟消云散、无功而返以后，市场冲击之下生产了难以计数的文化垃圾，在通胀成为必然，国进民退和不断加剧的全面垄断到来以及“权利混合体”出现以后，中国当代艺术似乎顿时迷失方向。一批当代艺术精英继续演绎着自卑情结中生长起来的“拿来主义”，继续从欧美当代艺术土壤中收获某些依据和支撑，打算再一次掀起当代艺术高潮，这个高潮与“八五”以及后“八五”不同之处在于赖以支撑或者解释当代艺术的思想依据不同。
我们注意到，前些时，“格林伯格在中国·2010格丰当代艺术论坛”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有关柏林伯格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专题研讨，尽管参加研究的理论家、批评家都深知研究柏林伯格旨在发展中国当代艺术，从柏林伯格的理论贡献和艺术判断中寻求可以滋养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分，摒弃失效的部分，也耗费了很多心血提交了不少的研究报告，甚至展开了辩论性的研讨，但是，这些研究和研讨中仍旧呈现出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理论依据的缺失，依旧存在着从柏林伯格的理论体系中寻找支持或可能性的倾向。假若这样的等同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源自西方某些支离破碎的理论一样在中国造成了连西方都瞠目结舌的模式，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当代经济模式就是在所谓市场经济的大理论框架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好比当年在部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治理结构遭遇巨大损失一样，已经或者正在制造新的不可弥补的社会损失。如果我们一定要离开格林伯格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当时欧美政治经济背景，离开当时欧美当代艺术的普遍价值观与思维模式，仅仅截取其某些判断或结论，研究这些判断的依据、形式、走向以及更高层面的精神属性，显然不能直接链接到中国当代艺术上去。比如消费问题，西方早已进入消费社会而中国至今依然处在后农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状态，消费社会形态下的文化包括大众文化的属性是后农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所呈现的文化无法比拟的，虽然文化形态不同但是文化属性近似，但是，基于实在的文化模式之下的艺术状态的判断，显然是不一样的。这种倾向不管有没有这样一个论坛都是客观存在的，无疑在并无创建性的大环境下制造着新一轮模仿高潮。这种模仿，极有可能是基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倾向。很显然，这种倾向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吻合，但是与经济社会或者大众文化相背离的。在那个论坛上，刘子建的那番话说到了部分要害：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格林伯格是个外国人，也就是说这个外国人影响了中国。交流不是单方面的事情，国际交流在我们来说就应该是流进流出。现在的问题是，但凡是涉及到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我们所使用的价值标准和一些话语基本上还是从外移植过来的。从国际交流这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让人觉得尴尬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用这样的语言，向西方人解释我们那部分他们不理解的艺术时，即便我们自己觉得说得头头是道，像那么一回事，想不到结果是西方人表示听不懂，画也看不懂”。
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理论领域从头到尾都不愿意回归中国这个“当下”和艺术的根本属性，而津津乐道于西方先锋的、前卫的甚至并不先锋和前卫的艺术价值观，甚至只言片语呢？只要稍微阅读一下近三十年来中国艺术理论文献或著作，就会发现一个很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从来不会用中国当下的文化存在和中国人的心理素质来观照当代艺术，毫无疑问，这样的情形并非仅仅发生在当代艺术领域，同样发生在中国其他领域，据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的懒惰、私欲与自我放纵成分有关。为何在文革等政治管制达到极限的时期没有这样的情形出现而今却极端地呈现这样的情形呢？归根到底就是懒惰造成的走捷径和私欲造成的牟利动力所致。在文革时期，极端的人身依附是获利的唯一基础，而今天获利的基础则是为我所用的西方某些结论或模式。
包括“四大天王”在内的一线当红艺术家及其作品逐渐成为过去，尘埃落定，充当资本市场的一种优势媒介，甚至受到西方艺术批评界的严重质疑，促使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寻求新的出路，当个体户走向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遭遇国进民退以后，中国经济全面进入权力垄断时代，在这个节点上，中国当代艺术必定需要找到一种新的、适应这种经济社会转型的途径和形式，在李斯特、毕加索、达利、莫奈……们已经在中国普及以后，新的偶像人物会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与之相匹配，伽达默尔、丹托……们亦将渐渐淡出中国当代艺术，格林伯格、弗莱……们粉墨登场。当然，这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悲哀，而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一百年以后，盘点中国艺术，会发现成年累月积累起来的中国艺术，实际上变成一大堆半生不熟的的落后“西餐”，虽然使用的粮食是中国制造。很简单，在二十年颠覆传统视觉习惯、创造了更多打破早期现实图像和画面结构模式，并实行观念主导与视觉阐释以后，应该说，与中国经济一样，在走过二十年看不明白的市场经济之路以后，会回到中国最实际、最现实、最真实的权力垄断经济状态。当代艺术同样也是走过了二十年被统称为当代艺术的看不明白、自身都觉得空虚、悬浮的过程之后，逐步回到最真实的中国当代艺术，那就是“去创造”的“权利混合体”垄断的视觉媒介，至于这种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契合艺术的实质，那不是中国当代艺术所关心的问题，只要名利能够建立其上就实现了艺术理想。
正被热议的宋庄美术馆“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是又一个典型案例。行为艺术是一种新兴的艺术门类，跨界比较大，迄今为止对于行为艺术的边界、展览形式及其媒介、收藏、价值转换等等机制都没有确定的定位，肖鲁行为艺术作品《对话》最后被收藏的也只是当时的道具之一----留有枪击痕迹的电话亭，很显然，这并非《对话》作品的全部，甚至，当年根本就缺乏完整的可以诉诸视觉的记录，今天，这个作品也更多的作为一个事件来描述。同时，对行为艺术的研究和相关学术主张也比较欠缺，行为艺术仅仅作为一种边缘化、个体化的状态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地举办所谓“行为艺术中国文献展”，必定会引起广泛的质疑。一方面，这种囊括一定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的展览，很显然没有基本的基础条件，比方，缺乏在确定的、整体被认可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行为艺术的大体梳理，何来的“文献”？这些文献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其自身价值上是否具有“文献”意义？至于能不能或者主观上是不是希望体现“中国”意义，也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采用专制的方式选择展出 “文献” 作品完全契合体制的价值观，排斥了不少具有更大影响和更高行为艺术价值的作品，甚至几乎放弃了某些重要时段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这次展览拉上了当代艺术的奠基性人物栗宪庭，冠之以“中国”概念，自然会凸显其“出发点”企图，这是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不管主办者是否主观故意，这次展览的“抢占”色彩是很浓的，抢占行为艺术话语权基础和制高点，进而建立行为艺术的价值裁决主体身份，形成权威和垄断，将成为这次展览行动的客观主题。种种做法和现象表明，这次展览希望完成的使命不外乎进一步与权力结盟，争夺行为艺术的话语权。
所有这些征兆，都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走向完全吻合，于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今后十年的走向判断，也就大体上可以得出某些结论。
今后十年中国社会将在通货膨胀、实业空心化、贫富差距快速拉大、物价上涨等前提下，垄断进一步加剧、社会道德急剧下滑、社会治理结构和规范日益受到利益集团左右的时期。当代艺术必定会在垄断寡头的操控之下成为权力和资本的附属物。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民间游动资本即达到了7万亿，这个数字会因为不断地从实业中抽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进入当代艺术的数字也会在目前数百亿的基础上快速上升，资本的属性会抬高当代艺术的价格，使当代艺术的“权力资本混合体”获取更多的利益。
基于垄断和高价，当代艺术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会因为垄断而丧失，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权力资本混合体”尽管不一定采取武断的方式来规定当代艺术的样式，但是一定会采取包装、炒作、阐释、炒作等途径对当代艺术进行商业化引导，很大程度上会出现这十年符号化、特色性的艺术面孔，尤其容易出现的是，在所谓消费主义的驱动下，走上纯粹形式主义的轨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独立立场的消逝、理性精神的丢失、批判态度的遁隐，当代艺术作品的消费商品属性大大展现，一方面是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艺术家群体游离于社会存在之外的必然。艺术家将回归制造娱乐产品的“最早的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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