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卫
多年前，我曾跟老栗聊起过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那时候，正是中国当代艺术出现拐点，将国际背景纳入自己视野的时候。批评界也由此涌现出了一批活跃的年轻人，比如高岭、冷林、黄笃、朱其以及皮力等等。他们以一种新的知识背景为依托，来建构自己批评的叙事方式，频繁在各类杂志上撰写文章，大有一种敢叫日月换新颜、一代新人替旧人的趋势。我和老栗的话题自然涉及到两代批评家的承接关系，尽管只是闲扯，但其中提到的姓氏话题还是很让人回味，以至于我到今天仍还记忆犹新。
那么，我们聊到的姓氏与批评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还是让我来列个名单吧。先举一个活跃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舞台上的批评家名单，他们是：邵大箴、水天中、刘骁纯、郎绍君、栗方舟、栗宪庭、高名潞、朱青生、范景中、邓平祥、皮道坚、李小山、李路明、陈孝信、费大为、范廸安、王小箭、殷双喜、侯瀚如、唐庆年、顾丞峰、杨小彦、孙振华等等;接下来我再列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开始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上活跃的批评家名单，诸如王林、吕澎、高岭、冷林、黄笃、朱其、皮力、吴鸿、陈黙、余丁、赵力，包括我自己等等。将这两个名单进行对照，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活跃在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大都是三个字的姓氏，而九十年代出场的批评家则基本是两个字的名字。当然，这是笼统的归纳，不是绝对，其中也有异数。比如彭德、易英、周彦、黄专、鲁虹等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出场，而尹吉男、邹跃进、王南凕、冯博一、管郁达等则基本是九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的批评圈。但这些都是属于个别现象，不能以群体现象归类。就人才辈出的现象而言，八十年代的批评家似乎主要是以“三字经”为代表，而九十年代则是以“两把菜刀闹革命”为典型。这就是我当初跟老栗提到的姓氏与批评，是巧合也好，是玄机也罢。总之，它构成了一个迥然不同的特征。
从这个不同点切入，我们会发现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与九十年代的批评家，三个字与两个字之间的差异，所包含的信息也是截然不同。且让我来举几个代表人物的例子，比如邵大箴。作为现代派美术在中国理论界的开山鼻祖，老《美术》杂志的主编，邵大箴的名字与他的身份和形象可谓相得益彰。因为箴乃劝告之意，大箴意味着大范围的劝告。这跟邵先生当年介绍印象派的启蒙姿态几乎完全一致。此外，还有栗宪庭，栗宪庭的宪与宪法有关，而庭则跟法庭相联，不仅如此，还要立(栗)，也就是说要立宪法筑法庭。难怪栗宪庭当年作为老《美术》杂志和《美术报》的一个小小编辑，却能够引领时代潮流，以至于后来获得所谓“教父”的尊称了。因为在他名字里包含了某种倔犟的性格，以及自立为王的信息。而后来他落户在宋庄的农家小院，以一亩三分地为价值归属，似乎也是他名字中“庭”的因素在作怪。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高名潞，高和名叠加起来，似乎注定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见解，且会随之而名声大振。那么潞呀?跟水有关，似乎也注定他后来飘洋过海，远度重洋……如果据此类推，我们还能从水天中、刘骁纯、贾方舟、朱青生、范廸安等人的名字中感受到他们的文化形象，以及性格、思想，乃至身份等特征。但此处不再深究，还是让我们回到九十年代，看一看这一时期活跃的批评人物，与前者之间的差异与不同吧。先说王林，有王者之林的意向，这跟妨间流传的“西南王”称谓基本吻合;再说高岭，作为哲学背景出身的艺术批评家，高和岭都暗含了他对中国当代艺术哲学式的俯瞰;还有冷林，的确有点不太合批评家之群，以至于后来干脆自谋出路，在艺术市场的大森林中独辟出了自己的蹊径……
通过以上对照，我们会发现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就名字的气场而言，要博大一些。这一点也基本契合了八十年代宏大叙事的特征。而九十年代的批评家，从名字的信息来看，多具有特立独行的个人化色彩。这是不是与九十年代以后的多元状态相联系呢?虽然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但从这个角度看似乎也可以成为一个了解的门径。记得我当年和老栗提起批评与姓氏的时候，就是从这一点入手的。不过，那时候并没有扯出这么多人，也没有聊出这么多意向，只是点到题目而已，后面部分都是我自己添油加醋的臆想，纯属凭空虚构。现在我之所以将这些虚构的意向写成文字，主要是因为近来看了段炼先生写的一些介绍国内批评家的文章。正是因为段炼的文章勾起了我的一些怀旧情绪，使我想起了当年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跟老栗等人常在一块儿聊天情形。而今早已物是人非，我自己竟然也成了批评家，且步入到了中年。回想起曾经走过的艰辛历程，不禁有些怅然。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时间带走了青春的容颜，但我也希望能够带走利益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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