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卫/文
按：2010年9月14日，我的母校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在北京成立校友分会，我参与了此次召集会议。二十年前，我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前身“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自此以后便流浪北京，与母校断了联系。二十年一轮回，再见故友旧师，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了杜甫的诗句《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
“工艺美大”是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的简称，我一直都是这样称呼。尽管湖南工艺美术职工大学现在已更名为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但习惯为之，在我嘴里还是觉得“工艺美大”更加亲切。
说起我与工艺美大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已久。因为我家就住在益阳市的金银山，与背靠会龙山的工艺美大毗邻，且从小我和姐姐都喜欢画画。所以，工艺美大在会龙山下成立不久，我便与其瓜葛相连，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记得那还是1982前后，姐姐中学毕业，准备报考美术学院，父亲托老友郑一呼先生给她辅导。郑先生有求必应，不仅答应业余时间辅导我的姐姐，而且还把她推荐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工艺美大进修，开始更为严格而系统的绘画训练。我与工艺美大的缘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姐姐到了工艺美大之后，父亲很关心她的学习状况，经常会去学校询问，偶尔也把我带上，让我去沐浴那里的艺术气氛。于是，我也就很早便认识了姐姐的一些老师，如贵体侃、杜炜等等。杜老师与贵老师都是“文革”前广州美院毕业的高材生，后分配到益阳工作，工艺美大成立时，上面把他们从不同单位抽调来学校，组建了最初的师资力量。杜老师是广东人，带着浓重的粤语腔，跟本地人的交流总是有些障碍，因此我与他接触不多，印象也不是很深。大体只知道杜老师参加过多次全国美展，是当年湖南省内国画界响当当的人物之一。与杜老师相比，学油画出身的贵老师似乎要亲和许多。这不仅因为贵老师本身就是湖南常德人，说起话来语音相近，更在于贵老师乐观的生活态度，对人对己都很随便。所以，我和姐姐一直都跟贵老师走得很近。
说起来，我曾经还是贵老师的“入室弟子”，不过没有嗑头作揖，只是喊了一声“老师”，便溜进他的家门，成了他众多学生中的一员。那是姐姐离开工艺美大不久，我也辍学混上了社会。父母担心我在社会上学坏，便让我跟着姐姐开始画画，我也就随姐姐一同归到贵老师门下受业，在他那里取得了艺术的真经。现在回想起来，我能够获得后来的一些成绩，与当年贵老师等人的教诲不无关系。这也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老师就是样板，举止行为对学生都是一种启迪，一种指引。
1989年，是我真正开始融入工艺美大的一年。那一年，我在工艺美大经过了考前进修班短暂的学习之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工艺美大。这是我从贵老师编外学生到编内学生的转换，也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机。我常想，如果没有那一次考入工艺美大，也许这辈子就可能跟艺术无缘了。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是老天安排，它安排我与工艺美大结缘，又安排我从工艺美术而走向纯艺术，以至于最后成为艺术批评家。
我在工艺美大原本学习的是美术装璜，但因为起初跟贵老师学过油画，所以，我一直还是对纯艺术情有独钟。在工艺美大读书的那两年，我曾在校外租了一间工作室，并坚持在课余时间进行油画创作。有些老师不理解，认为我这是不务正业。不过，也有老师对我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其中就有袁庆典老师。
袁庆典是湖南师大美术系毕业的高材生，1985年分配来工艺美大任教，是当时工艺美大的中坚力量。他很早就有油画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其绘画才能在湖南美术界都是屈指可数。我跟袁老师最初相识，便一见如故。或许这是因为我们都比较迷恋于纯艺术，有着某种共同语言。所以，在校期间我与袁老师的关系最密切，师生友谊一直保存到现在。
其实，我最早的一批油画创作，就曾受到袁老师的影响。尤其是他在画面中惯用的褐色调子，冷漠而凝重，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与我少年时节的心境不谋而合。所以，我的第一批创作也采用了大量的褐色背景，只不过造型更倾向“形而上”一点，有种空中楼阁的味道。也许这还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吧。毕竟那时候我只是个学生，涉世不深，不可能触及现实背后那些真正的伤痕，也就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了。不过，尽管那时候我难以抵达到深刻之处，但这种深刻的追求却塑造了我的人生路，为我后来转入艺术批评做了最初的人文铺垫。
1991年春，临近毕业前夕，我带着在工艺美大创作的近三十幅油画作品进京，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个人画展。不想，展览却意想不到地获得了成功，不仅为北京的艺术界朋友所首肯，圈外也是赞誉一片。1991年5月，《北京晚报》等北京的重要媒体纷纷对我的展览进行了报道，而《益阳电视台》更是为我拍摄了新闻专题，在黄金时段播出。初出茅庐便技惊四座，让我禁不住有些得意，以至于把当年要搞的毕业创作都忘在了脑后。如果不是当时的吴国欣校长支持我，把我在北京办个展算为毕业成绩，也许我今天都拿不到工艺美大的毕业证。说起来，这也是工艺美大教学理念的一种成功。与许多学院的死板教育不同，工艺美大一开始的教学方针就带有某种开放性，特别支持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与尝试。我想，工艺美大之所以能够人才辈出，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其教育的鲜活性。
1991年夏，我从工艺美大毕业。之后，便离开益阳，辗转天涯，到了北京发展。一晃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我参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且从原来的艺术创作转入艺术批评，成了今天艺术思想的输出者。回首这一路，我之所以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走出一次次人生的新境，离不开当年在工艺美大的人文积累。尽管这之后我也曾在吉林艺术学院读完了研究生，但在我心底，工艺美大仍然是我的母校，是我生命中“灵根育孕源流出”的文化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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