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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东营到宋庄:湖南当代艺术15人展》及其它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8-09 11:12:33 | 文章来源: 雅昌网-杨卫的博客

文/杨卫

2009年岁末,对于不少租住在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些愁眉不展的日子。因为北京的新城开发计划,已将朝阳的大片艺术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大批的艺术区将被拆除,大量的艺术家将面临无处安身的状况。于是,祸不旋踵,一时间让许多艺术家都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何去何从……

最先被拆除的艺术区当中,有一个名曰“东营”的艺术区。这是2006年由当地开发商搭盖的几排临时建筑,因为环境较为舒适,房租相对便宜,吸引了许多外来艺术家来此建立自己的工作室,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的湘籍艺术家。他们是邓平祥、李路明、邹建平、贺大田、莫鸿勋、吴德斌、段江华、孙平、刘采、蔡东、刘鸣、坎勒、党朝阳、何唯娜、何汶玦、李奇安、刘汉军、蒋华君、张仁芳、周巧云、何炬、易斌等。

在近三十年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湖南艺术家曾在各个阶段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由于地况的原因,即与经济大省广东毗邻,湖南艺术家北上的不多,而大都倾向于南下,活跃在长江以南。这无疑成了一个缺陷,使得湖南尽管对当代艺术一直产生着影响,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江湖却是影单身孤,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条汉子。显然,这有悖于湖南人“勇为天下先”的精神,也与其争强好胜的性格不相吻合。所以,自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艺术区的兴起,湖南艺术家也都纷纷开始了反思,继而以一种“后进赶先进”的姿态集体放弃南下之路,走上了北回归线。

湖南的艺术家汇聚东营,据说,是与艺术家何汶玦有关。何汶玦因为先于一步进入北京,早已了解北京艺术生态的布局。所以,他邀请大家到北京城的东面,即东营落户,应该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事实上,北京的艺术氛围,自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便弃西而走,挪到了北京城的东边。历史地看,这次由西向东的大转移,似乎真是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福祗。正如随后便有了艺术市场的兴起一样。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它都与我们的权力中心在方位上拉开距离,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熟悉北京城市布局的人都知道,以西山为制高点,向周边发散的整个北京城西部,一直是政要盘踞与军队聚集的中心。这可能跟毛泽东当年打天下,途步长征之后,在西部的延安崛起有关。正是因为西来的马恩思想,西部的艰险地利,成就了新的政权。所以,解放以后,新政权主政北京,也把这种风水意识带入古老的皇城,将其规划成了西部为政,东部为商的新格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外省艺术家流浪北京,不约而同地选择西边,试图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上重建某种文化理想,起先并不清楚自己已经闯入权力的禁区,犯了风水上的大忌。这,正是“圆明园画家村”遭来横祸,被迫解散的原因。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如同水火不可能容到一起,硬性调和,只会造成一方扑灭另一方的局面。结果,自然是势单力薄的画家们倒霉。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西方不亮东方亮。当画家们被迫撤离圆明园,向东迁徙以后,风水一转,似乎坏事反倒变成了好事。这就像“圆明园画家村”的解体反而催生出了今天的宋庄、798等艺术区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应证了人文与地理的关系。即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只有在远离了旧势力的控制范围才能获得新生,蓬勃发展起来。何汶玦久居京城,在艺术界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是深谙此中道理。所以,他以东营为据点,邀来大批湘籍艺术家进驻,亦是希望能够借助地况的优势,为沉寂多年的湖南当代艺术翻开一页新的历史篇章。

东营对于多数湖南艺术家,的确起了一个跳台的作用。比如蒋华君、何炬等年轻艺术家就从那里脱颖而出,为外界所知的;而贺大田、坎勒、李奇安等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也是在那里完成了艺术脱变与转型……不过,好景不长,“东营艺术区”在历史的时空中存活了短短不到三年,便因城市的扩张而灾从天降。这又是一个悲剧,是权力政治借助经济发展的外衣,捣向文化的一次侵蚀。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艺术家们只能是另谋出路,再次迁徙。

从北京国贸中心向东直线13公里,临近潮白河,有一个名叫“宋庄”的地方。这里为北京的东大门,属通州区管辖,原本是一个穷乡僻壤,鲜为人知。但由于“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以后,许多艺术家如约而至,为这里带来艺术的气氛,也让它逐渐浮出水面,为外界所熟悉。后来,当地政府看到了这些艺术家带来的有形与无形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扶持与保护,从而使得宋庄区别于北京周边的其它艺术区,相对稳定起来,以至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宋庄俨然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集聚地,蜚声中外。

正是因为宋庄的历史铺垫,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发展艺术的有利条件。所以,朝阳区的艺术生态被破坏以后,许多艺术家都把落脚点选择在了宋庄。从东营撤退出来的湖南艺术家也不例外,除了邓平祥、李路明、贺大田、孙平、蔡东、蒋华君、易斌等人另有它图,其他艺术家则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转至宋庄,在宋庄重新组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至此,湖南艺术家的“东移计划”告一段落,终于在北京城的最东边安营下塞,落上了炉灶。

应该说,这一次战略转移,对湖南艺术家群体而言,是一种文化升级。因为宋庄的人文环境,不仅能够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营养,同时还能给他们呈现出一个艺术的舞台,使他们在更多的交流与碰撞中丰富思想,提高眼界。所以,自从进驻宋庄以后,这些湖南艺术家在创作上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段江华,在自己凝重的画风中又衍生出了幽雅的主题;邹建平的水墨画也是日趋娴熟与老道;莫鸿勋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日显犀利;刘采在画面上的抒情已完全超然物外;吴德斌已获新的艺术启迪,随时可能再攀高峰;坎勒的转型已彻底完成,并不断有新作问世;刘鸣佳报频传,时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展;何汶玦名声大噪,已成新一代的旗杆;党朝阳更加坚定,走出了抽象绘画的新境;何唯娜通过水墨方式,成了中国“女性艺术”的代表;李奇安回归传统,找到了通往当代的审美文脉;刘汉军醉心于风景,从自然中获取了表达的自信;张仁芳从自己的感觉中正在发展一种个性的语言方式;周巧云以工笔画为切入点,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何炬再接再厉,从已有的成绩中又有了新的突破……

整整迹象表明,湖南艺术家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转移到宋庄,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这当然不只是因为宋庄已经积淀了一定的人文基础,具有丰富的艺术资源,更在于就目前的状态而言,它还不在市区的辐射范围,也与权力政治相距甚远。而这,正是滋生自由思想,产生新艺术所必备的地理条件。所谓天高皇帝远,逍遥任我游。人只有远离了权力的束缚,才能文化上自治,意识上独立。所以,迁至宋庄的这些湖南艺术家大都能获艺术上的飞跃,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宋庄不是桃花源,也不是花果山,迟早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资本所侵蚀,为权力所垄断。但那已经不重要,因为它曾经具备的那种“异托邦”(福科语)性质,早已经转化成精神象征,使艺术家们找到了心理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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