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杨卫
2009年岁末，对于不少租住在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些愁眉不展的日子。因为北京的新城开发计划，已将朝阳的大片艺术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大批的艺术区将被拆除，大量的艺术家将面临无处安身的状况。于是，祸不旋踵，一时间让许多艺术家都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何去何从……
最先被拆除的艺术区当中，有一个名曰“东营”的艺术区。这是2006年由当地开发商搭盖的几排临时建筑，因为环境较为舒适，房租相对便宜，吸引了许多外来艺术家来此建立自己的工作室，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的湘籍艺术家。他们是邓平祥、李路明、邹建平、贺大田、莫鸿勋、吴德斌、段江华、孙平、刘采、蔡东、刘鸣、坎勒、党朝阳、何唯娜、何汶玦、李奇安、刘汉军、蒋华君、张仁芳、周巧云、何炬、易斌等。
在近三十年中国新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湖南艺术家曾在各个阶段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由于地况的原因，即与经济大省广东毗邻，湖南艺术家北上的不多，而大都倾向于南下，活跃在长江以南。这无疑成了一个缺陷，使得湖南尽管对当代艺术一直产生着影响，但在以北京为中心的艺术江湖却是影单身孤，只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条汉子。显然，这有悖于湖南人“勇为天下先”的精神，也与其争强好胜的性格不相吻合。所以，自新世纪以来，随着北京艺术区的兴起，湖南艺术家也都纷纷开始了反思，继而以一种“后进赶先进”的姿态集体放弃南下之路，走上了北回归线。
湖南的艺术家汇聚东营，据说，是与艺术家何汶玦有关。何汶玦因为先于一步进入北京，早已了解北京艺术生态的布局。所以，他邀请大家到北京城的东面，即东营落户，应该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事实上，北京的艺术氛围，自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解散后，便弃西而走，挪到了北京城的东边。历史地看，这次由西向东的大转移，似乎真是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福祗。正如随后便有了艺术市场的兴起一样。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它都与我们的权力中心在方位上拉开距离，形成了分庭抗礼的局面。熟悉北京城市布局的人都知道，以西山为制高点，向周边发散的整个北京城西部，一直是政要盘踞与军队聚集的中心。这可能跟毛泽东当年打天下，途步长征之后，在西部的延安崛起有关。正是因为西来的马恩思想，西部的艰险地利，成就了新的政权。所以，解放以后，新政权主政北京，也把这种风水意识带入古老的皇城，将其规划成了西部为政，东部为商的新格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大批外省艺术家流浪北京，不约而同地选择西边，试图在圆明园的废墟之上重建某种文化理想，起先并不清楚自己已经闯入权力的禁区，犯了风水上的大忌。这，正是“圆明园画家村”遭来横祸，被迫解散的原因。因为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如同水火不可能容到一起，硬性调和，只会造成一方扑灭另一方的局面。结果，自然是势单力薄的画家们倒霉。不过，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西方不亮东方亮。当画家们被迫撤离圆明园，向东迁徙以后，风水一转，似乎坏事反倒变成了好事。这就像“圆明园画家村”的解体反而催生出了今天的宋庄、798等艺术区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这也应证了人文与地理的关系。即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只有在远离了旧势力的控制范围才能获得新生，蓬勃发展起来。何汶玦久居京城，在艺术界摸爬滚打多年，自然是深谙此中道理。所以，他以东营为据点，邀来大批湘籍艺术家进驻，亦是希望能够借助地况的优势，为沉寂多年的湖南当代艺术翻开一页新的历史篇章。
东营对于多数湖南艺术家，的确起了一个跳台的作用。比如蒋华君、何炬等年轻艺术家就从那里脱颖而出，为外界所知的；而贺大田、坎勒、李奇安等年长一些的艺术家也是在那里完成了艺术脱变与转型……不过，好景不长，“东营艺术区”在历史的时空中存活了短短不到三年，便因城市的扩张而灾从天降。这又是一个悲剧，是权力政治借助经济发展的外衣，捣向文化的一次侵蚀。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艺术家们只能是另谋出路，再次迁徙。
从北京国贸中心向东直线13公里，临近潮白河，有一个名叫“宋庄”的地方。这里为北京的东大门，属通州区管辖，原本是一个穷乡僻壤，鲜为人知。但由于“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以后，许多艺术家如约而至，为这里带来艺术的气氛，也让它逐渐浮出水面，为外界所熟悉。后来，当地政府看到了这些艺术家带来的有形与无形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扶持与保护，从而使得宋庄区别于北京周边的其它艺术区，相对稳定起来，以至于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以后，宋庄俨然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集聚地，蜚声中外。
正是因为宋庄的历史铺垫，已经具备了这样一些发展艺术的有利条件。所以，朝阳区的艺术生态被破坏以后，许多艺术家都把落脚点选择在了宋庄。从东营撤退出来的湖南艺术家也不例外，除了邓平祥、李路明、贺大田、孙平、蔡东、蒋华君、易斌等人另有它图，其他艺术家则通过各种渠道纷纷转至宋庄，在宋庄重新组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室。至此，湖南艺术家的“东移计划”告一段落，终于在北京城的最东边安营下塞，落上了炉灶。
应该说，这一次战略转移，对湖南艺术家群体而言，是一种文化升级。因为宋庄的人文环境，不仅能够给他们提供精神上的营养，同时还能给他们呈现出一个艺术的舞台，使他们在更多的交流与碰撞中丰富思想，提高眼界。所以，自从进驻宋庄以后，这些湖南艺术家在创作上或多或少都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段江华，在自己凝重的画风中又衍生出了幽雅的主题；邹建平的水墨画也是日趋娴熟与老道；莫鸿勋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日显犀利；刘采在画面上的抒情已完全超然物外；吴德斌已获新的艺术启迪，随时可能再攀高峰；坎勒的转型已彻底完成，并不断有新作问世；刘鸣佳报频传，时有机会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大展；何汶玦名声大噪，已成新一代的旗杆；党朝阳更加坚定，走出了抽象绘画的新境；何唯娜通过水墨方式，成了中国“女性艺术”的代表；李奇安回归传统，找到了通往当代的审美文脉；刘汉军醉心于风景，从自然中获取了表达的自信；张仁芳从自己的感觉中正在发展一种个性的语言方式；周巧云以工笔画为切入点，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何炬再接再厉，从已有的成绩中又有了新的突破……
整整迹象表明，湖南艺术家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转移到宋庄，是一个较为明智的选择。这当然不只是因为宋庄已经积淀了一定的人文基础，具有丰富的艺术资源，更在于就目前的状态而言，它还不在市区的辐射范围，也与权力政治相距甚远。而这，正是滋生自由思想，产生新艺术所必备的地理条件。所谓天高皇帝远，逍遥任我游。人只有远离了权力的束缚，才能文化上自治，意识上独立。所以，迁至宋庄的这些湖南艺术家大都能获艺术上的飞跃，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宋庄不是桃花源，也不是花果山，迟早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被资本所侵蚀，为权力所垄断。但那已经不重要，因为它曾经具备的那种“异托邦”（福科语）性质，早已经转化成精神象征，使艺术家们找到了心理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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