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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北京民众在街头用照片和鲜花悼念中国当代绘画大师吴冠中吴冠中。吴冠中，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42年毕业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7年到巴黎国立高级美术学校，1950年秋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继齐白石、徐悲鸿、刘海粟等之后，吴冠中成为中国当代画坛的又一位大师。 中新社发 富田 摄
艺术何为？
——祭画者吴冠中
他的一生独钟艺术这一件事，除此无任何爱好。他视画画的形式之美高于一切。然而在“内容决定形式”“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年代，“单纯地画画”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在与体制和政治环境无奈的纠缠中，他执拗而孤独地遵守着内心的“艺术之美”
六十年“非主流”画者
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北京蒲黄榆地铁站门口有一片极为嘈杂的路段，小贩把仿制的LV包挤满便道，荒腔走板的歌手在为商场开业吆喝，穿过这段满是果皮和痰迹的街道，向左一转，是一片建于2000年左右的小区，楼房外墙斑驳，没有保安更无须登记。走进去，凉面摊子前坐满喝啤酒的房产中介，有老人在楼下遛狗，问他们，“知道吴冠中住在这吗？”他们回答说，“哦，那个画画的，死了吧？以前看他有时候在这溜达，总有来录像的。”
这是6月26日傍晚，小区一如既往的平静。居民们从报纸上知道，前一天深夜，自己的邻居吴冠中去世，在悼念的报道中，他被称为“大师”。
难以融入主流的法国留学生
走进楼内，楼道狭窄，电梯逼仄，只能勉强容下五人。吴冠中家门紧闭，屋内安静。他的大儿子开门问明记者来意，颇有些为难，“我母亲身体不好，她还不知道。”客厅墙壁上挂了一张吴冠中的黑白照片，前面有些鲜花。
吴冠中的夫人在卧室问，“谁来了？”儿子们就走进去说，“有人来照相，没事。”把老人再哄回屋内。这位陪伴吴冠中走完一生的老人，因脑血栓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到此时，她仍以为老伴还住在医院。
逝者生前工作过的清华大学发出讣告，称吴冠中为杰出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并提及了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以及政协常委的头衔。这是“组织”对于吴冠中的盖棺定论，但六十年前，吴冠中回到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体制与这位画家之间似乎一直缺乏润滑。
1950年，经过多日考虑，公费赴法留学已4年的吴冠中决定回国。那年他31岁。对于新政权，吴冠中和其他留学海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向往中混杂着恐惧。
经香港回到老家宜兴不几日，吴冠中就急忙奔赴北京。教育部归国留学生接待处设在西单旧刑部街，这是为留学生联系工作的部门，也是吴冠中进入新体制的第一个必经站。首次到京的吴冠中看到了自己想象中的故宫和红墙，也看到了“行人如蚁，一律青灰衣衫。”他感觉自己的西装革履残留着太多法兰西的气味。报到完毕，他直接去往东安市场，买了一套蓝布制服，换下西装，“才可自在地进入人群。”这个微小的细节成为了某种预兆，从此，吴冠中开始努力与体制磨合，但始终不得要领。
最初，吴冠中本想投奔当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今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的刘开渠，回到杭州母校任教，但在北京友人家中意外碰到同学董希文，两人叙旧的第二天，董希文挑选了几张吴冠中所作人体油画带走。十天后，董希文将画还回，并告诉吴冠中，“中央美术学院已经同意聘用你。”
彼时，央美由徐悲鸿主持，因其一味主张写实，所以与杭州系学生水火不容，而吴冠中自法国时便看重绘画形式美，他问董希文，“徐悲鸿怎能容纳我的观点与作风？”董回答，“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吴冠中于是答应入职央美，但他并不知道董希文此话的意义，也更不了解，自己受聘还需党委通过。
吴冠中全家来到北京，租住了两间平房。他教一年级某班素描，如今的美协官员靳尚谊、詹建俊等人都在这个年级。和吴冠中预想的一样，学生们忠于理性写实，他在课上开始鼓励差异，启发个性。但这一套并不为所有学生接受。那时，新政权刚刚建立，文化艺术被当作稳定政权的工具和武器，连环画、宣传画是美术的重头，苏联式的写实为正路，而强调形式美则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在学生们将苏联的列宾奉为偶像的时代，吴冠中坚持在课堂上向同学展示现代主义的画册。
与吴冠中交往近三十年的批评家贾方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客观地讲，吴冠中并不是故意要跟体制作对。他只是觉得在法国那么多年，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意识形态下，他的艺术不可能成为主流，体制就没那么吸纳他。”
不入主流的吴冠中经常做出一些自己事后都认为“荒谬”的举动，比如，他喜爱自己班上一位极有灵性的学生，但那位学生积极参军，吴冠中十分惋惜，还劝阻其不要去。事后他回忆说，“这样的教师早晚要被赶出课堂。”
“逼上梁山”画风景
吴冠中并没有被真的赶出课堂，但他很快就以另外的方式见识了课堂以外的政治。新政权决定规训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吴冠中被编入高校教师土改参观团。
在湖南，他终于亲见了阶级斗争的阵势。有与他同去的画家很快画出了表现“土改”的作品，吴冠中也开始努力向组织的要求靠拢，他在北京街头遇到一位很入画的北方农民，将其请到家中作为模特，画中，他为农民画了大红花，还让一个孩子趴在其肩头。他还给作品起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的名字《爸爸的胸花》，以此来描述土改后农村参军的景象。但是这幅作品仍被定性为强调形式，多次修改均不合格。自此以后，吴冠中逐渐萌发了画风景的念头。
“像一棵树，长的时候有石头压着，就从另外一个缝里钻出来。”批评家贾方舟这样描述吴冠中转画风景的原因。多年之后，吴冠中自己称改画风景为“逼上梁山”。
吴冠中在央美前后只工作了两年。第二年初始，文艺界整风日盛，对于美术界讲究形式美的“形式主义”被坚定地上纲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一次全院教师大会上，院长徐悲鸿发言，“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吴冠中也明白自己在中央美院恐不会长久。
果然，不久之后，央美人事科长致电吴冠中，要其办理调职手续，清华大学建筑系决定聘用吴冠中任教。这是吴冠中第一次调动工作，也从此开始频频转换单位。
油画专业出身的吴冠中，一心想将西方油画的神髓传授学生，却不得不为建筑系学生教水彩。艺术上的不得志却让他在政治上觉得轻松。多年之后，他回忆央美的日子，将其称为“擂台和左的比武场”。
清华建筑系的工作相对轻松，吴冠中开始有闲暇探索风景画创作。50年代，风景画因无法为政治服务而极不入流，但因周扬一句“风景画有益无害”，而让吴冠中看到了政治上的安全地带。彼时，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时瞄着政治的眼色，梁思成在清华大学开讲中国建筑史第一堂课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掏出一个小红本，向大家声明“这是我的工会会员证，我是工人阶级了。”而吴冠中正坐在下面旁听。
清华大学的工作不及三年，吴冠中再次面临工作变动。那时他仍然想回到真正的艺术圈，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图画制图系准备改为美术系，需要聘请专业教师。其系主任卫天霖的艺术主张被认为属资产阶级印象派，也因此卫天霖对吴冠中十分赏识，力邀其加盟。不久，美术系与音乐系独立出来合并成为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成为主管美术的副院长。
受到赏识的吴冠中将此次调动视为难得的机会。他再次将中央美院时期批判过的美术理论搬上课堂，给班里学生偷偷看西方画册，开讲形式美。同时，他也一直为自己的风景画寻找出路。
经过思考之后，吴冠中决定到井冈山写生。井冈山已成革命圣地，到此处写生既能满足自我喜好又有向革命靠拢的借口。而这样的中间路径确有成效。人民美术出版社为其出版了一套井冈山和瑞金写生的明信片。自此，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逐渐受到关注。西藏叛乱平定后，美协组织画家入藏写生，经董希文推荐，吴冠中也一同参与，并创作了《扎什伦布寺》。“1961年《美术》杂志发表了那幅画，现在看应该算他最早的代表作，奠定了文革前他的基础，那一期杂志同时发了吴冠中谈风景画的文章，他从此扬名。”评论家贾方舟说。
“谁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
吴冠中在北京艺术学院稳定工作了8年时间。直到1964年，文化部决定在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基础上筹建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科系拆散打入其他高校。吴冠中因此被转到了中央工艺美院。
“张仃很器重吴冠中，点名把他要来的。”吴冠中的好友，画家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彼时，张仃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但多年以后，张仃与吴冠中两位老友因艺术观点不同也曾一度交恶。
1964年，乔十光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吴冠中也同时调入学校。乔小吴冠中19岁，很快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吴冠中生前出席的最后一个社会活动就是乔十光的个展。
客观地讲，调任工艺美院的吴冠中再一次离开真正意义上的美术界。工艺美院的主修是装潢和设计，吴冠中只任教基础课程。但因为该校以设计为主业，对于形式美的探索也相对宽松很多。“他私下总会和我说起来形式美的事。他说，艺术家不谈形式，就是不务正业。”乔十光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但吴冠中因此前患上了严重的肝炎，无法参加政治运动。也由于此，他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在我的历史上决无政治污点”。
“他其实有他的幸运。文革的时候，艺术学院解散，到了新的单位，就溜过去了。”批评家贾方舟说。他曾经教过的北京艺术学院学生早已各奔东西，不可能到新单位对他进行批斗，而他本人的名声又局限于绘画界，之于以设计为主的工艺美院也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逃过一劫。文革中最大的劫难无非是和同事一起到河北农村劳动，养鸭子时被人污蔑“殴打一只鸭子致死” 。
而对于吴冠中来说，更为深刻的苦难是无法画画。
“跟他就只能聊艺术，他没有任何一点别的爱好。”贾方舟说。晚年的吴冠中甚至拒绝过年，去年大年初二，吴冠中一早就来到乔十光家，两人一起躲在工作室画了一天画。“他到晚年对生死、人事看得很透，总有点凄凉的感觉。他很少出席活动，怕见人，怕说那些套话。他总觉得很多人之间都只是勾心斗角。”乔十光回忆着与吴冠中最后的交往。
对于这样的性格，无法画画似乎是最重的刑罚。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气氛突然松懈下来，吴冠中开始能够背着粪筐到田地里写生。
1978年，在逐渐回归正常的气氛中，吴冠中再次发言，他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解放美术领域的奴才”，并于第二年，在《美术》杂志发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引发激烈讨论。1979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一边美术界极左的惯性仍在，另一边已经出现“星星画会”这样争取话语自由的民间活动。此时，吴冠中的发言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旧思潮对撞的引信。虽然再次遭到批判，但毕竟政治运动的大势已去，吴冠中当年被选为美协常务理事。这似乎是体制内对其认可的一个标志。
“1979年到1984年是吴冠中最辉煌的一段。”贾方舟对记者说，“他是憋了三十年，不得不说了。”
1985年的“八五美术新潮”运动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到更年轻的一辈艺术家身上，吴冠中被这群热衷“后现代”哲学的艺术家所忽略。直到两年后，他的作品以超过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再次被捧为明星。
进入晚年，被体制和市场都视若珍宝的吴冠中却对双方都表现得深恶痛绝。他曾多次炮轰“美协”和“画院”的僵化体制，甚至将过热的艺术市场比作“妓院”。他曾对贾方舟说起，“我现在就是一块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而半个世纪前，他回国后的梦想是“能像唐僧一样，安静地译经”。他的一生似乎像一个无法咬合的齿轮，始终与时代、与政治、与体制、与内心磕磕绊绊。
2007年，贾方舟为吴冠中在798策划了一次个展，让许久消失于人视线的吴冠中再次成为新闻话题。实际上，在此之前，吴冠中自己曾偷偷考察过宋庄画家村和798。此时，他已经将近九十，向故宫、中国美术馆等捐赠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而自己仍居住在简单的两居室单元内，三个儿子无一人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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