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家们送了15张画给有办法让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画廊老板张钰。因为是奥利瓦策展，所以大家都心甘情愿。不惜血本说明每个人都很期待奥利瓦再创神话，把抽象主义捧成第二个政治波普。
奥利瓦在中国最红的时候，重庆艺术批评家王林在《读书》杂志撰文批评“奥利瓦感兴趣的只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谁料时隔17年，意大利策展人阿奇莱·博尼托·奥利瓦又来拯救中国艺术了。
这次，他在中国美术馆策划了“大象无形——抽象艺术15人展”。引来关注也引来争议：这位中国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艺术走红西方的国际推手怎么突然关注起抽象主义来了?
对此，奥利瓦底气十足地解释：“1993年我作为威尼斯双年展主席第一次把中国前卫艺术大规模推出，西方从来没大规模认识到中国前卫艺术，在绝对意义上来说我是第一次，那是我的一条线，现在我开始了另一条线。”
因为奥利瓦遇上了栗宪庭
奥利瓦第一次接触中国艺术家时，“只有栗宪庭陪同，还有一个意大利姑娘弗兰切斯卡，中文名叫弗兰”。''85美术新潮时，弗兰在中央美院进修，与范迪安、费大为、侯瀚如、黄笃是同学，和刘炜是朋友，刘炜又介绍她认识了栗宪庭。“渐渐地我就进入这个圈子，认识了方力钧、王广义等人，跟他们都成了朋友。我们经常去栗宪庭那后海的家里，喝酒、抽烟、吃瓜子、聊天。我还买他们的作品。”
1989年6月，弗兰当上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秘书。她在北京大使馆圈子帮艺术家办展，卖作品更是常事。上世纪90年代，她帮刘炜卖光了所有展品。“我也不要钱，纯粹是朋友帮忙。我当时也帮方力钧、耿建翌、张培力做过展览。再后来我就特别想在意大利帮他们办一个展览，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弗兰将想法告诉意大利贸易商翁贝托·安达里尼，并给了他刘炜、王广义、方力钧等人的资料。1993年年初，安达里尼跟奥利瓦联系上，奥利瓦很有兴趣。弗兰说：“当时我关系比较熟的专家就是栗宪庭了，所以我就找他陪奥利瓦到处看看。”
奥利瓦没法自己去找艺术家，他不熟中国情况，又有语言障碍。弗兰说：“栗宪庭定下几个人的作品，我在这些作品里选，选好了给奥利瓦看，奥利瓦就在这个范围内选，这些作品他基本上全都要了。”
奥利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有很了解情况的人陪同，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天、看他们的作品、一起讨论。”奥利瓦告诉《新周刊》，他对栗宪庭很信任，“我并没有只是按照西方的趣味来选择中国的艺术家，而是用对话的方式做出选择”。
奥利瓦将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命名为“艺术的基本方位”。其中的“东方之路”主题展有日、韩艺术家，中国参展艺术家是方力钧、王广义、刘炜、张培力、耿建翌、徐冰、丁乙、余友涵、李山、喻红等。
很多人设想过：假如奥利瓦遇上的不是栗宪庭，今天中国当代艺术会是别的面貌。
抽象主义：找到谁是凶手
2009年，奥利瓦再一次来京，直奔中国抽象艺术而来，对16年前他推向国际的绘画不再感兴趣。花两周时间走访抽象艺术家工作室后，他不惜用“伟大”来形容中国抽象艺术。
如果说1993年奥利瓦挑选中国艺术家跟栗宪庭有关，这一次他则更多受高名潞影响。2009年6月，高名潞策划的“意派”抽象艺术展在北京展出。艺术家李向阳将展览画册交给奥利瓦，“我觉得很好，他也觉得很好，挑了13个艺术家出来”。这13位艺术家是徐冰、孟禄丁、谭平、马可鲁、李华生、梁铨、刘旭光、余友涵、张浩、张建君、雷虹、徐红明、周洋明。“徐冰退出，商量后加上了张羽。”李向阳说。张羽也参加了“意派”展。“是，是重合的，但是艺术允许我们做很多的阐释。每个人从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自己的个性，从这些角度来做不同的阐释。实际上并不仅艺术是主观的，评论也是主观的。”奥利瓦这样解释。
13位之外加上刘刚、李向阳。刘刚是中国嘉德拍卖油画部主管;李向阳是奥利瓦多年的合作伙伴，1981年留学意大利，从罗马美术学院院长沙劳雅处学来抽象绘画。
高名潞强调抽象艺术背后的时间性，就像艺术家李华生每日在宣纸上打格子，重要的不是最后的格子，而是打格子的过程;栗宪庭把抽象艺术繁复的笔触比作念珠，中国抽象就像和尚念经一样重复。
奥利瓦认为中国抽象艺术中有强大的道德性。具象绘画对观众有魅力，把观众卡在那，使之处于被动状态;而抽象艺术使观众必须积极参与，就像警察、侦探在做侦察，发现一个神秘的事情，找到谁是凶手。“这就是差异，抽象主义产生于一种发现的态度。抽象主义画家是一个按摩师，使奇观社会卡住、僵持的地方化开，更有活力，如此生产出新的认识过程。这就是做抽象艺术的道德性。”
2006年，孟禄丁发明绘画机器，他的“元速”系列通过机器运转，将颜料滴洒在画布上。奥利瓦说：“这样的作品很有魅力，与西方未来主义关系紧密。”孟禄丁作品不远处是马可鲁东方韵味的荷花画卷，“东、西”共处一堂。奥利瓦解释说：“艺术是用全球通用的语言，表达个人感受。”他认为中国这些艺术家可以毫不费力地出口欧洲和美国。
最能帮助中国艺术的西方策展人
这次“大象无形——抽象艺术15人展”能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艺术家每人要送一张不小于1米×1米的画给三川画廊的老板张钰”。起初李向阳联系了迷宫画廊等意大利画廊，但孟禄丁提议先在中国办展。而张钰说文化部有熟人，可以进中国美术馆。
张钰提供赞助费100万元人民币，但要收15张画。李向阳说，15张画的市场价远超100万，“李华生和余友涵画价都不低，李华生一张画有的就超过100万”。
李向阳说“奥利瓦不会拿画”。这100万的赞助费包括了奥利瓦的策展费、助手费用、作品运费、展览场地费等。中国好一点的策展人也要收几十万，奥利瓦应该不是为了赚这点小钱而重出江湖。
此前，高名潞的“意派”展相继在西班牙各城市和北京展出，艺术家没出钱，更不用交画。本来没多少人情愿以交画的方式参展，但李向阳说，这次因为是奥利瓦策展，所以大家都愿意交画。不惜血本说明艺术家很期待，期待奥利瓦再创神话。
“我要把西方不太认识的中国艺术推荐给观众。”奥利瓦自信满满地说，这15位艺术家视觉上的抽象性和他的思想很吻合。他会在罗马最重要的美术馆推出此展。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奥利瓦在6000万意大利人中推出了5个“超前卫”画家。90年代中期，他证明了自己是最能帮助中国艺术家走红西方的策展人。这两次壮举之后呢?奥利瓦还有什么成就?中国艺术家给了画，给了信任，但心里免不了画问号。他们相信奥利瓦是个特别严肃的策展人，相信他说中国的抽象有“哲学的根”，前途无量。但恐怕连奥利瓦也说不清为什么17年前政治波普会一炮而红，可是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谁又能保证中国抽象艺术可以再创神话。
奥利瓦专访
抽象艺术是政治波普的新对手
《新周刊》：你怎样看中国抽象艺术?
奥利瓦：抽象主义在中国有一个根。这个根是哲学的根。新中国抽象(这也是上世纪40年代吴大羽，50年代赵无极，80年代吴冠中和余友涵的果实)打破了西方透视单点观察的视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波普运动模仿西方艺术。现在中国艺术更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独创性。政治波普的消费主义在21世纪遇到了对手——带有精神性的抽象主义。它不仅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围绕着自己的艺术史有深刻的感受。波普艺术按模型、标准制作，抽象艺术更是个人化的表现。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当年你在威尼斯推介的艺术家现在的作品?
奥利瓦：和他们过去的作品有一个延续性，但是并没有让人有惊奇的感觉了。
《新周刊》：当年你认为他们就是中国艺术的未来?如今你认为中国艺术的未来是什么?
奥利瓦：我是1993年举办展览的，这很重要。那时我选这些艺术家，觉得他们是一个创新。今天我看到这些新的抽象艺术家是成熟的，他们在任何一个政治控制之外，有自己的自由。我那次来，艺术家都把作品放床底下，生活非常艰苦。20年后，我再来到，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已是一个国际化了的艺术体系。
《新周刊》：近20年来，你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奥利瓦：20年来，中国艺术找到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己的品格。1993年我看到政治波普的作品，用政治的肖像学来表达自己的批判，这样就有它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可现在完全商业化了。这就是我的评论。
《新周刊》：这次你选择艺术家的标准是什么?
奥利瓦：对话，就像1993年一样。选择标准根据四个关键：空间、时间、色彩、符号。这是绘画的四个根，还有游戏的感受。
《新周刊》：高名潞的“意派”展有那么多艺术家，而且同是“无名画会”出来的艺术家，为什么只选了马可鲁没选别的?
奥利瓦：我尽量做单个的画家，而不是一个群体，我避免有一个画派的印象。抽象主义并不是一个画派的结果，而是个性的果实。(采访/章润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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