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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天中：著名艺术评论家，1935年1月生于甘肃省兰州市。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报》、《美术史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高级专业职称评审委员等职务。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油画学会常务理事，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编撰了多部有关中国现代美术的论著。 曹义成摄
1999年，水家部分亲友在北京茶馆聚会，前排左一为水天中。(由水天中提供）
4月15日，在水天中的弟弟水天达家中，记者见到了75岁的水天中。老人精神矍铄，颇为健谈，此次来兰，是为了追忆，也是为了了却心愿——去玉门花海农场看看。
1957年，他与文化系统的50多名干部一起下放到那里，在荒漠上白天开荒，晚上睡“地窝子”，度过了2年时光。1959年离开后，他再也没有回过那片土地，“听说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农场里种啤酒花”。作为最早的一批“开拓者”，他只是想再回去看看，哪怕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地窝子”，但早年的记忆不会消失。
在兰州，提起他的家族,人才辈出、甚是出名，水天中的父亲水梓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兄弟姐妹都是学术界和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子侄辈中就有央视主持人水均益。
生活里的曲折记忆，水天中已不大谈及，他所关心、所关注的，是这个时代的艺术走向和绘画发展，“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而艺术发展是不停顿的”。
春日的下午，水天中谈论着他所热爱的艺术，身后的墙上，挂着他父亲水梓的书法条屏，阳光从窗外斜斜透进来，温暖而安静。这样的午后，和老人一起谈谈艺术，是多么美妙的事。
“希望在古人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
晨报：您是如何走上绘画这条道路的，是否和家庭的熏陶有关？
水天中：我父亲、哥哥、姐姐都喜欢绘画，受家庭的影响，我也从小喜欢画画，在上小学和中学时，经常参加学校的美术活动。后来被保送到西北艺术学院学绘画，之后就一直从事这个工作。1978年，考入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即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当时我已经过了四十岁，在那里学习中国美术史。
晨报：那么，您又是怎么从绘画转向了艺术评论？
水天中：写作也是我从小就很喜欢的，美术史和评论是把写与画结合到了一起。在艺术研究院学习期间，我本来学的是宋代绘画史，后来转向近现代艺术史，因为古代的艺术史已经有了大量的学术积累，后人很难有太多新的发现。曾经有人说过，“古人治史，如入山采铜，炼铜制钱，今人治史，不过是把古人炼好的铜钱砸了再熔铸为钱”。我不想把古人的铜钱砸了重做，想在艺术的长河里增加点新的东西，在古人的基础上能继续往前走。
“批评家不是教会画家怎么去画”
晨报：进入批评界后，您与画家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目前的美术批评界又是怎么的一种状态？
水天中：刚进入批评界后我觉得是自由的，可以说出我想说的话。不可否认的是，后来认识的人逐渐多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限制。现在有两种不好的状况，一种是互相捧场的声音，这是现实存在；一种是画家希望批评家毫不留情、尖锐激烈地展开批评，但许多画家希望这种批评是给别人，而不是给自己。当然，只要你说的合理，大部分画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有不少画家对批评持冷静和理解的态度，例如已经去世的张仃先生对待批评的态度就非常包容，他常常请批评家去看他的画，要求尽量别说好话，多批评。当然他也不会因为别人的批评就轻易改变自己，但会对自己认为有道理的部分进行改进。国外一个批评家曾说，画家和批评家的关系就像鸟和鸟类学家的关系一样，鸟不会因为鸟类学家的归类研究而改变自己。同样，画家完全可以不理会批评家的话语而我行我素。
晨报：既然如此，批评的意义何在？
水天中：批评的意义有两点，一是吸引公众对艺术的关注和理解，二是激发思想，让画家听到自己之外的人对艺术的看法，发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不是教会画家怎么去画，而是激发画家本身就具有的内在潜质，让画家听到非习惯性的精神性话语。当然，批评既是“天下之公器”，又是一种个人行为，它并不代表民意或者国家意志。
“画家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环境”
晨报：目前绘画市场呈现出一种很繁荣的景象，许多画家的画作在国内外市场上卖出很高的价格，您对此怎么看？
水天中：从历史来看，一直有绘画市场，1949年之前，齐白石、张大千、溥儒……这些大家都靠卖画生活。20世纪的中国，绘画市场经历了从间断到恢复的过程，这很正常。近几年画价上涨，目前中国绘画的平均价格仍然没有赶上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最高的画价已经超过了国外同档次画家的画作价格，这是不正常的，有炒作的成分在内。另一方面，当代那些著名画家，像老一辈吴冠中、年轻一代张晓刚，他们的画价都很高，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到画家口袋中，大部分是到了画商和“收藏家”手中。
晨报：在这种环境下，是否有很多画家为了迎合市场而去创作市场热卖的画作？画家是否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
水天中：从纵向历史状况对比，目前中国的画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好环境，没有什么指令性的限制，让你必须去画什么或者不许画什么，在绘画方面，创作空间是十分开阔的。院校、社团或者画院，对画家都没有什么限制，倒是市场对画家有影响。画家不能看市场需要什么就去画什么，有见识又有实力的画家应该去影响市场，真正的艺术家需要这样的胆略和勇气。
“现代艺术需要一种极端”
晨报：作为近现代艺术的关注者，您对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这些现代艺术怎么看？
水天中：我对现代艺术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对传统和前卫都能够理解。比如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有他的合理性，对中国人历史形成的“国民性”进行了嘲讽和批判。但是他的画卖得好之后，很多人开始模仿，这种图式就变成了一种模仿和炒作。因此，前卫艺术家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为，才有可能留在艺术史上，首先，它在思想内容上，需要关注当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比如种族、环境、性别等社会问题，这是全世界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其次，它要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原创性，而不是跟随别人、照搬别人的东西。
晨报：很多人由此担心，随着现代艺术的发展，传统艺术是否会渐渐消亡，现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又有怎样的关系？
水天中：现代艺术对传统的背离和批判，恰恰是对传统的最好继承。因为要做到背离、批判，必须建立在对传统的了解和思考基础之上。因此，尽管有人说要彻底抛弃传统艺术，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比如上世纪初期的意大利“未来派”和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新潮美术都是这样，那是一种观念大于本体，口号、言论重于作品的艺术运动。而传统艺术就像一座大山一样，比如敦煌壁画，就放在那里，任由你说它好或者说它坏，它在那里俯瞰潮来潮去，谁也否认不了它的价值。
晨报：近些年，从甘肃走出去了一批现代艺术家，比如杨志超等人的行为艺术，也受到了一定的争议，您怎么看待他们？
水天中：甘肃的艺术家应该走出去。也许受环境的影响，许多艺术家有着一种不太敢走极端的性格，但实际上，艺术需要一点极端，尤其是现代艺术。人类艺术发展的余地并不是无限的，一个人有一点点发展就应该给予鼓励。我曾和李可染先生交谈，他说，要在绘画中往前走一步是非常困难的，能增加一点点新的成分进去就很了不起了。现代艺术更需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甘肃绘画界有必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晨报：您对甘肃绘画界是否关注？现在甘肃的绘画在全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水天中：甘肃绘画在西北处于中等水平。绘画与经济发展、地域的关系并不密切，比如过去陕西的“长安画派”、江苏的“金陵画派”在国内美术界较有影响，这或许与原有的文化基础有关。
晨报：那么，甘肃绘画界是否也有必要形成这样的集体风格？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努力？
水天中：目前来说，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集合力量，带动、突破这种平静的格局，走出去。要形成地域风格，还一定要有在艺术上带动和吸引大家的核心艺术家，金陵画派的傅抱石、钱松岩；长安画派的赵望云、石鲁等，都是有艺术个性和号召力的代表人物。当然，甘肃现在也有一些较有个人风格的画家，在油画方面，西北民族大学的林斌就比较突出，个人风格很明显。
“逐渐退出当代艺术评论界”
晨报：现在您退休后，还在作画吗？年龄对您的创作有限制吗？
水天中：我已经几十年不画画了。可能有些人会认为画家越老画得越好，其实不是这样的，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批评同样如此，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而艺术发展是不停歇的，原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积累，对新出现的事物敏感度不够了。批评家不可能是万能的，对什么艺术都懂，他只对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方面有所了解。我目前也面临这个问题，我对当代艺术显然不够了解，只熟悉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现代艺术。所以我不对21世纪的前卫艺术提出看法。我正在逐渐退出当代艺术评论界，实际上已经在退出。
当然这不是说我的学术和工作完全停止，我可以继续搞艺术史、对我所了解的艺术进行评论，这也是对自己和艺术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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