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水天中
“我们为什么做不了《功夫熊猫》”？
这是《中国文化报》上的一篇调查报告的标题。这篇报告是为“中国文化品牌建设”作诊断，但我觉得诊断是绕着问题外缘走，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熊猫出在中国，但我们没做出《功夫熊猫》。如果眼光放远些，我们还会看到，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饥荒、十年文革的我们，也没能做出一部足以表现中国人历史处境和历史命运的文学、电影作品。而世界上描写这一类巨大悲剧的文学、影视作品已经出现了不少。它们确实感动了全人类。
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也有许多外国人所做不了，而且永远做不出来的东西，比如奥运开幕式的盛大场面、流光溢彩的“红色经典”以及赵本山和他高徒的小品等等。
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东西得心应手？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我们并不是什么也做不来，而是做起某些事情十分内行，做起另外一些事情永远外行。
假如有朝一日，美国或者欧洲某国文化界突然觉醒，思考他们为什么出不了“红色经典”和赵本山，他们会在市场体制和经济条件上去找原因吗？
精神产品的问题当然与经济有关，但更加重要的不在那里。出不了某种艺术作品的原因，既不在经济条件，也不在“国际化程度”，更不在“市场细化”不够，而在于我们社会文化和心理格局，在于我们民族的（至少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文化趣味。如果这方面没有变化，我们不但做不了《功夫熊猫》，而且可以肯定永远出不了足以感动全人类的文学作品。
公共媒体总是绕开现实心理、感情和文化问题，这也是外国做不了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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