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形的“工程”——关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思考
好的宣传就是要做得不像宣传
——理查德·克罗斯曼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下简称“美术创作工程”）自2005年立项，到2009年国庆最终于中国美术馆呈现在世人面前，历时四年。这是国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投入如此巨大的财力——1亿元——来支持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美术创作工程的成果是104件作品，其中国画33件，油画53件，雕塑18件，实际展出了102件。根据2006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颁发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美术创作工程要“创作出具有民族史诗性质、能够与伟大时代相匹配并传之久远的美术精品”，目的是为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创作的主题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拟定，并经中办和中宣部批复同意后正式公布实施，表现的是“公元1840年以来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事件”[1]。2009年11月24日至25日，在新落成的浙江美术馆召开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理论研讨会”。邵大箴先生在会上指出，美术创作工程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工程的意义在于，从题材和表现内容上对当下中国艺术的创作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唤醒了艺术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题材，将改革开放以来繁荣但略显失序、失度的中国艺术创作引领到关注民生、关注现代生活、关注历史的方向上来[2]。邵先生的讲话实际上对当代中国美术界的状况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批评，希望通过工程来改变这种状况，这也是美术创作工程所具有的另一层深意。
但是，审视一下美术创作工程完成的全部作品，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不满意的感觉。熟悉新中国美术史的人看到《实施办法》所列举的选题范围，很自然地联想到解放后到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历史时期内，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都参与其中，也会很自然地将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与以前艺术家的进行比较。从整体而言，本次工程中油画作品的水平最高，国画次之，雕塑作品相对薄弱。靳尚谊先生认为，美术创作工程入选作品在技巧上和油画浑然一体的效果上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题画创作有了明显提高[3]，这显然是针对油画作品的技术层面而言的。但是，整个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在给人的震撼、触动以及思想境界的深刻上，并未超越前辈艺术家。将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放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前者充满了新中国诞生时中国人意气风发的豪情；后者不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如实地表现了参与庆典的所有人，但是在气势上却明显不足，构图的平均导致了作品的相对单薄。还有一些艺术家曾经长期从事主题性美术的创作，且成绩斐然，但是这次的作品却并未超越自己以往的成就。比如杨力舟和王迎春创作的《太行烽火》，虽然他们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生活积淀，也为此付出了诸多心血，但是远未重现《太行铁壁》中所具有雄浑气势。
很多理论家都意识到了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质量存在问题。中国美术馆的徐虹指出，某些作品在表现领袖时虽然没有了文革时期“红、光、亮”的模式，但是却显得苍白无力和概念化。中央美术学院的孙为民教授在中央美院召开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表彰大会上很客观地指出：“现在全国美术创作形式语言多样化的同时伴随着程式化和新的样式化，缺少真正造型好的作品。而‘工程’中能堪称经典的作品数量有限。”[4] 中国美术馆学术一部的陈履生说得更具体，认为能称之为优秀的作品连四分之一都不到[5]。
动用国家资源支持美术创作，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种做法古今中外皆然，毋庸置疑。但是，为什么政府花费大量金钱支持的美术创作工程的作品难以令人满意，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稍加考察，就会整个美术创作工程暴露出一些先天缺陷，那就是虽然主题鲜明，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缺少策略。
首先，美术创作工程忽视了自己的服务对象——大众的审美诉求。在为美术创作工程举办的多次研讨会纪要中，看到的都是理论家们对工程意义的一致肯定，美术家们大谈自己的创作经验和感受，整个工程好像不过是美术界一场自娱自乐的盛宴。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沟通人的情感、思想和认识，更何况是历史题材的作品。《实施办法》总则第二条指出，美术创作工程“以繁荣美术创作为中心，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看似笼统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落到实处，就是美术创作工程的主要服务对象——大众的接受程度如何，观众是否喜闻乐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