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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见证中国的变化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一直关注边缘人群及社会问题。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对此持续关注？
张元：因为我认为人是平等的。这个社会之所以能越来越宽容，就在于人是平等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主流，在我的心中没有这种概念。
在这些人身上能够看到一种美，在他们的身上我能看到一种独特的个性，一些曲折和动人故事，这个是牵动我关注或者宽容，或者同情他们的原因。
我拍电影20年，真正见证了中国的变化。在拍《妈妈》的时候，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那个时候莫名其妙地拍出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在今天电影局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可以申请单项指标，也就承认了独立制片的存在；《北京杂种》那时，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有点像洪水猛兽，但今天北京已经有一万支摇滚乐队；拍《东宫西宫》时，华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电影，而且也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谈这个问题的，但今天的同性恋话题，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谈了。
社会还是向我们的理想中人人平等的角度去发展。社会变得更宽容，而且这个社会变得更能宽容我们所谓的边缘化的东西。
新京报：从地下到地上，拍商业电影，大家都会用妥协来叙说你的转变，尽管你不断地强调说不喜欢妥协这个词？
张元：你看我做《有种》有妥协吗？我不是为了做商品来做它的，我是用我的作品直接观照社会现实。它是中国年轻人的横切面。在这个横切面当中，能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看到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痛苦和他们对美的追求。
艺术家有艺术家生存的历史。艺术家很早就是手工艺人。在文艺复兴之前艺术家就是为教会、宫廷服务；文艺复兴之后，因为资本家的兴起艺术家又为资本家服务。任何艺术观念的改变不仅是艺术家本身的目光，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精神、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在今天来说，艺术家有什么地位啊，要用妥协这个词。
对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角度。用另外的眼睛、另外的价值观、另外的评判提供给人类———你还可以这么去看社会！
新京报：靠岸，获得官方许可，并与大众会晤且狂欢，从独立电影到“地上电影明星”，大家认为你在两种体制内如鱼得水。对于票房你在乎吗？
张元：我做过很多种电影，很多类型的影片。你要说我不关注这个是不可能的。我有些电影投资很小，但票房很高。类似《过年回家》这类影片投资100多万，在全世界卖几十个国家，而且得威尼斯大奖。你说这不是好票房的电影吗？像《我爱你》投资200多万，也达到了1000万票房。我有我的票房追求，有我的商业追求，但是更重要的是，首先一点我是电影作者，我是艺术家，我要尊重我的眼睛、立场和角度。这点我希望我没变。
我的理想没有改变
新京报：尽管去年票房60亿，片子也很多。但跟十年前比起来，艺术电影依然没什么受众。
张元：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其实我们特别需要有特点和独立个性的电影，因为很明显看到大家不满意。当然艺术电影也有它的问题。有一些貌似艺术，实际上，对话的真实程度都有问题，这也是现在观众不满意的方面。这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大家的不断需求产生变化。这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一种互动。
新京报：那你所拍的电影中，自己最喜欢哪一部？
张元：大家都会说下一部。
新京报：20多年的奋斗名望地位有了，你的艺术理想追求变了吗？
张元：理想怎么可能变！这是我一个坚定的理想，不仅仅是愿望，这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真正构筑，也是永远坚持去拍摄我自己想拍摄的这些东西的最大动力。艺术是追求自由的。
新京报：你希望没变，但这几年的现实情况又是如何？
张元：希望不要太分裂。
新京报：除了《有种》之外，你还有何计划正在进行的？
张元：就是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的新片拍摄计划，剧本是得了“亚洲电影资助计划”的。那是张小波写于10多年前的小说《检查大员》。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预见性，也很精彩，准备将其做成国际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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