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尚辉 朱光耀
在一部人物画通史的写作中，对相关史料的挖掘和修订显然是必须的，史料本身的价值毋庸置疑。不过，史料与史学并不是等价的，那些“剪刀+糨糊”的艺术史撰写方式（或称剪贴史学）之所以受到有识之士的诟病便在于，此类著述除了堆砌材料和引证权威之外，往往少有建树。有感于斯，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樊波指出，材料的考证“在绘画史的研究中当然很重要”，但任何“考证”只是研究的前提，而非研究的目的，“应当说，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艺术的真相，彰显艺术固有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以面对樊波教授60万字的《中国画艺术专史·人物卷》（江西美术出版社），不由得想先睹为快。
樊波因其对中西哲学史、美学史、美术史以及艺术批评的长期积淀，已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画史哲学。多年来他总试图寻找或建构一种属于自己的画史言说体系，而以论带史正是他一贯的写作方式。按照他的解读方式，中国人物画史的体系可分解为七个部分：第一，萌芽时期——原始人物画的文化内涵和形式构造；第二，确立时期——先秦、秦汉人物画的审美酝酿和风格初建；第三，成熟时期——魏晋南北朝人物画的审美自觉和风格范式；第四，繁荣时期——隋唐五代人物画的审美气象和时代特征；第五，持续发展时期——宋元人物画的文化处境和风格嬗变；第六，再度复兴时期——明清人物画的综合势态和审美转换；第七，新纪元——近现代人物画的审美形态和崭新风貌。而他切入各个时代的角度又各有不同。精彩之处，正在于书中流露出的史学意识以及思想表达的缜密与灵动。
这本书洋洋60万字、500多张配图有力证明了作者在史料上下了很大工夫，其中在以论带史的撰写过程中对大量文献材料的梳理和解读更是通常画史中难以见到的。另外，作者的理论学养使其对文字材料的解读时有卓见。他对文字材料的价值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文字材料的作者，他们大都具有较好的理论和艺术学养，有的人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或与所论的画家为同一时期，或时间间距也较近，并依靠官府或私人收藏——由此而产生的品评、论述等文字材料，不仅可靠可信，而且本身还具有相对独立的学术价值。”本着对文字材料的敏感度和洞察力，他往往在自己的解读过程中赋予它们以新的生命力，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他通过对谢赫的《古画品》、姚最的《续画品》、顾恺之的《论画》等材料的解读，梳理出了该时期人物画批评的理论框架。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人物画理论的处理，是紧跟着画史发展的脉络和主题的，所以能够做到史论浑然为一，并无半点突兀、豁裂之感，这在写作技巧和体例上显然又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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