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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林璎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B=《外滩画报》
L= 林璎（Maya Lin）
越战纪念碑俯视图
最后的纪念碑
B：你被大多人熟知并记住是因为越战纪念碑。如果再被问到关于越战纪念碑，你会厌烦吗？
L：有一点，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想回答一两个问题之后，还是回到最近的环保话题。
B：设计越战纪念碑时你才21 岁。
L：艺术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可以被称为艺术家。而我是多花了很多年才得到这个称号的，因为我是一个设计纪念碑的女孩。
我有双重身份：建筑师和艺术家。纪念碑融合了建筑和艺术，极具标志性，是功能性的。我用了25 年的时间向世界展示了我在这三方面的能力。
越战纪念碑可能是我最为公众所熟知的作品，我也为之感到骄傲，我很庆幸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因为之后可以把它放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全神贯注在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上。对我来说，每个领域里的作品都是一个整体，无论是建筑、艺术还是纪念碑，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我更喜欢那些差异。我不希望我的建筑作品看起来像是雕塑。我一直都在说，做建筑就像写小说，做艺术就像写诗。两者我都很喜欢，都不会放弃。我是因为它们的差异才爱上它们的。
人们以为我只会设计纪念碑，其实我不是，设计纪念碑只是历史当中的一小段。给我10 年时间，我会设计更多的建筑作品，但同时我也会谨慎，不会接太多的建筑设计项目，那样我就没法做艺术和纪念碑了。
我的工作室的规模一直非常小，3-5个人，一直如此。我只想保持小规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如果我接了一个项目，我会亲自动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认为设计草稿非常重要。这就是我。
现在有一种潮流，一个人越成功，一切就变得越庞大，而我刚好相反。这也是我想传达的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信息：变得更大也许不是好事。
B：你用了多久放下越战纪念碑？
L：在设计了越战纪念碑之后，很多博物馆邀请我做设计，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没准备好。我没有扑向成功，而是继续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进入耶鲁研究生院学习建筑，也开始做艺术。1986 年，我从耶鲁毕业，1989 年设计了民权纪念碑，之后又设计了非洲艺术博物馆，在韦克斯纳艺术中心（位于美国俄亥俄州）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地志学”。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做了第二次巡展“系统风景”。我用了一段时间来确认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自信。
其实，我一直都在发展自己的声音，但普通大众可能只记住了越战纪念碑。这没关系，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只要确信自己的作品都是好的就行。
我的两次个展相隔10 多年，第二次巡展现在快结束了，再到2009 年的“什么在消逝”。我这个人有点慢。因为早期的成功，我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但我会慢慢来，不会太着急。
B：2009 年，你带新作“什么在消逝·空屋”来到北京展出。你为什么称这个系列是“最后的纪念碑”？
L：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是按照系列来创作的。算上这个新系列，我已经先后针对5 个在美国有历史性的议题进行创作—战争、民权、女权、印第安人的权利和环保。之前的四个议题都是别人邀请我去做的，是任务。这次的环保议题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一直很关注环保，希望能为环保尽自己的一点力。这个项目会持续至少10 年，某种程度上，它会贯穿我的一生，可以说是我的“最后一个纪念碑”。我已经建立了“什么在消逝”基金会。我会继续做建筑和艺术，而这是我想回馈的。
放鲨鱼一条生路！
B：你的作品是如何贯彻、提倡环保理念的？
L：我在工作中贯彻环保原则已有20 多年了，用作品来关注这一主题也有20 多年了。建筑不是要变得环保，而是在选材上必须环保。这是对环境的义务。大约在25 年前，我就开始在建筑设计中使用可持续、可回收的材料。现在再也没有借口不用这些环保材料了，因为大部分的环保木材都能买到。
1993 年，我用回收玻璃创作了作品“地隆”（Groundswell）。即使是我的第一件作品越战纪念碑，当我知道建造地点是公园时，就希望保持公园的完整性，不希望对公园有任何破坏。建纪念碑时，我们连公园里的一棵树都没有砍。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抵制捕鲸。
我是能源基金会和NRDC（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我从事环保工作已经很久了，但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充分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什么在消逝”是一个实验性的艺术作品，也是一座实验性的纪念碑。它可以巡展，也可以永久性地建立起来，还可以延伸到网络上。在网络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故事和回忆。把所有人的故事集合起来，这就是“记忆地图”。这是很实验性的。
比如，住在北京的人，最后一次看到蓝天是什么时候？天空是最近才这么灰的，还是一直如此？我们很难注意到世界变化的细微过程，因为世界是慢慢发展的，但如果你记住了你爷爷奶奶告诉你的世界样子，你就能察觉到其中的变化了。
展览还会去别的国家和洲巡展。如果去俄罗斯，我们会找来当地特有的物种，在网上呈现它们的图片，让人们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哪些物种正在消逝。我不仅想告诉大家什么在消逝，还想告诉大家那些环保专家在干什么。我呼吁大家去帮助他们。比如喝有机茶、有机咖啡，使用有机棉、可回收的纸、木制品等。这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B：你如何通过艺术作品去影响并改变人们的观念？
L：建筑会不断开发设计灵感，而我关注的是文化上的认同。这种认同如何显现？我的父母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把这种认同传递给我？很多人说我的作品同时受到了美国和亚洲文化的影响。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看待这个自然世界的方式，我们怎样使用科学和技术来看待空间，就像19 世纪的风景画家。
如果我可以让你重新考量你看到的东西，你就会再看它一次。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会注视所有的东西，因为那是第一次看；当我们逐渐长大，我们便不再正视它们了，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它们的模样。所以在我的艺术中，我希望让观众停下来，换一个角度想想，也许你会看得更清楚。
“什么在消逝”不仅关注具体物种的消逝，还关注物种的规模、河水流向大海的能力、海陆空动物的迁徙等问题。如果我们都看不到这些问题，何谈保护？比如海洋，因为我们看不到它，所以我们不停地污染它。海洋现在面临危机，75-90% 的鱼类数量在骤降。所以请去查查那些网站，看看哪些鱼可以吃，哪些鱼不应该吃。
我从来不吃鱼翅，我认为那根本没有味道。我们为什么要捕杀这些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放它们一马吧！不要让吃鱼翅这么时髦。
具体到中国，那些用老虎、狮子、大象、乌龟、熊的器官制成的传统中药药材，肯定有可替代品，并且药效一样。有一个科学家曾经告诉我，海马在幼年就会被采集，被用作中药药材。它们的数量正在大量减少，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所以请不要买小海马。
我认为艺术应该重新表述这些议题。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是艺术的义务。
B：在饮食上，你是否会有一些特定习惯？比如不吃某些鱼类或肉类？
L：我不是素食主义者，我吃肉，但吃得不多。
我觉得动物要人道地喂养，最好是草养、放养。大型工厂化农场是不合理的，简直是悲剧。如果知道食品产地的话，情况会好一点。如果要吃肉，要用尽动物身上的每一部分。
中国饮食很聪明，一点剁碎的肉加上很多蔬菜，就能炒一盘菜。但在美国，牛排比盘子还大。首先这对你的健康不利，会害死你；其次对动物、对环境有害。我不是说不要吃肉，而是要尽量少吃。我记住了麦可·朴伦（MichaelPollan，一位拥有丰富园丁经验的知名作家，著有《欲望植物园》等) 的观点，尽量多吃蔬菜，并且保证都是有机蔬菜。有些杀虫剂、化肥进入河流会给下游带来极坏的影响。我的孩子都不喝含抗生素和荷尔蒙的牛奶。
如果要吃鱼，一定要提前确定你吃的是非濒危的鱼。在美国，有一些机构会告诉人们哪些肉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一些国际性环保组织会在餐馆公示“鱼号码”（fish phone）。食客可以在吃鱼之前打电话去咨询。
现在的家养虾中含有大量抗生素，美国正在就此立法。以前，我很爱吃虾，但只有当虾是特殊食材时才爱吃。我不怎么吃海产品，大多数海洋生物都被过度捕捞了。在海洋保护区，只要停止捕捞三年，鱼儿们就会回来。只要我们给环境一个康复的机会，它们就会复原。
如果不断地滥用、吃光、烧光，就会产生恶果。比如全球变暖，20% 的原因是过度砍伐森林。我知道中国拥有很多森林，这非常棒。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很多人喜欢使用木材，我也是。FSC（森林管理委员会）会对木材进行认证，以证明其来自于可持续的资源。竹子就是一个极好的可持续资源。
在环保方面，美国人是没有发言权的，除非我们改掉享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我相信少制造一些垃圾，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快乐，否则就会困住我们自己，失去我们独特的意义。东西越来越便宜，但引起不断的更新换代，这其中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不要等到遭遇一场真正的危机，我们才意识到日常生活的珍贵。全球变暖这样的危机的确正在向我们袭来，对很多物种来说都太迟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栖息地保护、物种保护以及全球变暖等议题，这对于生态系统当中的每一部分都会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也是为什么我深深地投身其中的原因。
B：你对中国的环保如何评价？
L：中国的好处在于有政府和政策的引导。中国的燃料效率标准比美国高。美国一直在探讨，但收效甚微。作为一个美国人，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相信美国那样的城市并不是中国想要的。我认为美国应该反思。汽油应该是被珍惜的，被充分利用，而不是浪费。现在汽油的价格比牛奶还便宜。全世界都在承受着汽油带来的后果。
不要让汽车来主导我们的生活。不要重复我们的错误。美国也在试图改变，从别的国家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可以避免一些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错误。
中国应该提高绿色技术，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中国的文化渊源深远，我们会思及未来和后人，不应按短期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发展，而是要为后代考虑。
建筑不应只属于有钱人
B：作为一名艺术家、建筑师，你的建筑作品远远少于艺术作品。这是为什么？
L：2009 年9-10 月，我有5 个个展先后开幕。和艺术、纪念碑有关的活动都挤在12 天里，很疯狂，很忙碌，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的教授曾告诫我：“你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做建筑，要么做艺术，必须放弃其中之一。”当时我很不理解，现在理解了，有时的确会纠结于不同的事务中—建筑、纪念碑，还有家庭。
在我的作品里，的确没有太多的建筑项目。我已经有4 年不接任何建筑项目了，除了MOCA（美国华人博物馆）。MOCA 是非赢利性的，我是MOCA 董事会成员之一，需要花很多时间帮助他们进行制度建设。这期间，我还拒绝了一个很著名的博物馆的设计项目。
建筑不应只属于有钱人。当我还在读书时，我就认为应该把建筑带到那些较为贫困的社区。这很重要，因为那可以极大地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将他们的房子、家庭、办公室连接起来。
如果这意味着我不能接一些很大的很引人注目的项目，那也没关系，这就是我想做的。我一生都会致力于帮助MOCA 这样的非赢利性项目。我得作出取舍，作出牺牲。我不着急，慢慢来。也许别人觉得我做出了一个奇怪的职业选择，但每个人只能活一次，我的父母和我的教育背景都告诉我，干一行爱一行，要对社会、对那些教育过你的人有所回馈。
我的哥哥是一个诗人，这是多糟糕的职业啊，不管专业上如何成功，还是得在白天干一份工还房租。也许这有点不寻常。
我有一些中国朋友每天只讲生意，不让孩子亲近艺术。我们不该忘记我们的深远传统，它们也许不能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但会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中国正在飞速发展，我们需要同样珍惜对文化的信仰和文化遗产。在任何社会，都不能忘记这些。
B：你的姑姑林徽因、姑父梁思成曾经致力于保护古城区，这和你保护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吗？
L：有，我当然能感到我和姑姑的血脉联系。1980 年代中期，我第一次来中国，去了天安门广场。一个记者问我，你觉得你姑父和姑姑的设计如何？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姑姑和姑父的作品。
我爸爸非常喜爱他的大妹妹林徽因。当我成为一个建筑设计师之后，他非常骄傲。
在耶鲁大学，认识我姑姑的教授也给我上过课。梁从诫（梁思成、林徽因之子）建立了中国第一个NGO“自然之友”，从事环保。就像是一个循环，有很多非常奇妙的联系。
我的祖父（林长民）在北京旧城有一所旧宅。我想去找找，把我的兄弟姐妹都带去参观一下。姑父梁思成也有一所旧居，我下次也想去看看。他们都努力保护那些珍贵的中国历史，这是很重要的。
我在一些资料上见过中国古代建筑，那真是无价啊。这和民权纪念碑等是一个道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记住过去，并在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过去会告诉我们将来应该怎样生活。我觉得这些是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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