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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资本文献1989-2001”展览现场
《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简称C&I）对“后资本文献1989-2001”参展艺术家丹尼埃尔·G·安杜哈（Daniel García Andújar）以及策展人瓦伦丁·洛马（Valentín Roma）的采访
采访时间：2009年7月20日
采访地点：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
C&I:正如瓦伦丁·洛马在策展人文章中提到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民主进程的一部分，这一点在中国也表现得尤为突出；“人类技术”（TTTP）的产生更像一个寓言的图式，它一方面利用科技和市场，而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批判并对其保持警惕。
丹尼埃尔·G·安杜哈：199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注册了一个虚拟的公司叫iSAM，这个公司的全称是Street Access Machine by Technologies to The People。这个想法是源于一句广告词:technology set us free（科技让我们自由）。我们开发了一个系统，包括阅读器，特别信用卡以及公共在线门户。这个系统允许包括流浪汉和边缘人群在内的人群进入到信用卡操作和电子商务的世界中。实际上Street Access Machine是苹果电脑1996年开发的和设计的一套系统软件，它注册了商标也因此受到商标保护。但是能用上这套系统的人非常之少，一方面因为人们对它所知甚少，一方面是因为你需要花钱去购买它。因此我们希望把这套系统用于去连接那些它原本不可能连接到的人群，让这些人群了解如何去使用这个系统。
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去使用公共空间，那些公共空间本身也暗含了许多规则，比如我父母的时代他们经常听广播，看电视，但是他们很少会去想广播和电视后面的事情。是谁在使用这些广播和电视？现在我们经常上youtube这样的视频网站，并认为那里很民主，可是事实是有很多的群体还并不知道youtube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包括我去非洲考察的时候会发现大多数非洲人还不知道Facebook是什么，这些人群依然游离于新的科技和系统之外，他们或是因为不允许进入,像北朝鲜，或是因为对它的排斥。
C&I:这样一种基于新技术的展览，包括文档，图片，网络信息等等，它与一般传统的罗列艺术品的展览非常不同，那么作为策展人，你如何去考虑这些作品与空间，与观众的关系？你如何去呈现它？
瓦伦丁·洛马：我跟丹尼尔的基本想法是为当地市民开放一个新的科技平台，让他们尽可能近距离的，更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科技的改变。如何去面对一种作为民主的科技，这是我首先想要做的。比如很多观众他们可能都使用过ebay网，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ebay网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购物，交易方式。信息的输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都能成为user(使用者)，而不是局外人（outsider）。进一步来说，我们希望呈现给观众一种现象，那就是科技，网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每日景观了，因此每个生活其中的人都必须具备编码能力。而作为艺术家和策展人来说，这种技术和网络业将成为我们新的，最切身的艺术实践，它是一种不断地重复书写。我们必须像运用某种工具那样去运用艺术，所有的图像，文档，网站都只是工具，帮助我们去认识现实（reality）。
策展人并不是阐释者，策展人永远是第二位的，策展人的功能某种意义上是秘密的。他始终在对话中，与艺术家对话，与作品对话，与观众对话。我并不喜欢现在梯级的策展人体系，策展人应该始终处于对话的状态。不是我们告诉了观众什么而是观众告诉了我们什么。
展览作品图片
C&I:你如何去定义“后资本”？“后资本”与“后殖民”在你看来有什么不同的含义?
丹尼埃尔·G·安杜哈：我认为后资本更多时候涉及的是一种消费观念，是一种消费形态的改变。以前我们会跑很多的地方，找很多家商店去买影碟，CD，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需要去支付这样的钱了，而且我们已经不相信在正规商店出售的这些影像制品了，它们大都经过删减，加工，通过了所谓的审核体系，它已经不纯粹了。如今人们更愿意上youtube或者其他视频网站去看更直接的东西。后资本是对所有资本的产物的怀疑和不信任，它质疑资本运作中的那些隐藏的权力关系。比如资本对信息的控制。比如美国的微软公司，它掌握和控制了关于微软软件的秘密，因此全世界1/3的人都必须使用微软，他们都必须花钱去购买微软的软件。进而，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全世界的经济和政治。而且很多信息和软件具有梯级系统，每一层都需要特殊的许可证。后殖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观念，许多关心后殖民状况理论家，艺术家和策展人大都来自有过被殖民历史的地区，国家。我觉得后殖民跟我的关系不大，我也不太能感受那种殖民或被殖民的感觉，虽然在西班牙的地理课上老师也会说西班牙是欧洲的中心，欧洲的全球开拓是从西班牙开始的。我觉得后殖民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民主社会与非民主社会之间的问题，而后资本是民主社会内部的问题。我更愿意说我们是在后资本的时代，这个时代中有版权，有信息的控制，这其实跟2000年前没什么区别。但是从技术的层面上说我们的时代的确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即便是20世纪和21世纪二者间的鸿沟都比我们想象的巨大。技术的变更，飞快地改变着我们。每一代人使用的技术差别是如此之大，他们之间相互不理解，更不说那些决策者和我们之间。现有的政治决策者跟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通常都会有20岁－30岁，我完全不相信他们真正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在想什么。
C&I:“后资本”是一个不断移动的项目，其内容不断更改，增加，被讨论，巡回到全球不同的城市，带有强烈的地区文化及社会色彩。在这些巡回展中，当地观众的反应如何？对每一地区的展览的设想是否会优先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处境？尤其是在中国的展出？
丹尼埃尔·G·安杜哈：我其实觉得全世界的观众其实大同小异。人们都对新技术感到好奇，都对文献很感兴趣，觉得那是他们的真实生活，甚至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这些文献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它们既有实物，图像，文本，又有电子，网络。它们不是一种概念的谱系，不是被某个权力机构拥有并独自享用的东西。它的使用权和所有权归所有人，并向所有人敞开。我们甚至可以不用上图书馆去查阅，事实上我们就住在这些文献中。眼下全世界的教育都一样，无聊和死板，只是非常机械地传授给你信息。但是我们现在不需要被传授信息，googl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可以提供所有我们想要获得的知识。现代人需要被传授的是掌握知识的方法，而学会运用现代技术，网络是这种方法中最重要的。现代社会的文盲不是缺乏知识而是不懂得运用技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希望我的观众都能成为使用者（user），我们的项目是使得所有人都有权掌握他想掌握的信息。
C&I:“后资本文献1989—2001”，这段时期是全球政治变化最为激烈的时间，其中相当多的事件成为了20至21世纪社会变革的重要分水岭，您作为艺术家是如何来对这其中信息做出调整和判断的呢？
丹尼埃尔·G·安杜哈：我觉得我所充当的，更多是一种编辑（editor）的角色。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种观点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图像，要看到图像背后的真实。图像以及任何一种艺术形态都只是我们认知的工具。我更愿意把我的工作看作是一种知识的再生产。确实，在一段时期世界政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比如1989年因特网从原来的军用转向民用，同年美国入侵巴拿马，柏林墙倒塌。所以这是非常敏感的一年，有些是原有的旧的障碍被打破，拆除，有些则是新的障碍正在被建立。2001年是大家都知道的9.11事件，这在我看来是非常的重要的事件，在这当中有些东西，比如美国总是很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梦的倒塌；有些东西又开始被建立，比如北京的奥委组委会是2001年建立的，这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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