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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当代艺术批评的失语问题，就要说到其本质和症结，即市场现状衍生出的失语、乱语和汉语的持续本真现象及原因。但勿以兔死，即认狐悲，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这种客观现象始终是必然的。不以物喜，更不宜以己之悲而心懑矣。
回顾中国美术批评的历史，很容易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正如王小箭所描述的2次失语的经历：改革开放前被奸污的奴婢时代和艺术市场高涨背景下艺术批评被推崇、慢待及至闲置的阶段。我们知道，确立中国艺术批评的文化角色的是在’85新潮美术时期，到“89“现代艺术大展之后便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许多至今活跃在国内的批评家便是那时开始活跃起来的。然，时过境迁，如今许多的批评家由于各自条件和生活样式局限分别选择了各自的生存和做事方式，发挥着各自的力量介入学术论述和艺术市场，其文化身份逐渐不同“变质”；时下的批评家（除非是体制内或已届退休的先生）不是做了策展人便是客串为画廊或拍卖公司的“外援“，直语、快语、失语、乱语者皆有之。由此，对其刻薄者、痛惜者、亲身参与者更是为众。其实，更有些人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的心理在做崇 ……
笔者无意也不该指责任何人，如果我们抛开这些事情的表象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看问题，一定可以发现似有所悟之处的。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魏晋时的王公贵族、艺术家、文化人或搞艺术理论的人始终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员或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子（旧时的公子多是饱读诗书之人，绝非我们常诟的市井无赖），因为特殊和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们可以使吟诗做画，撰书立论，所以史论煌煌、艺技昭昭；屈原、苏氏三杰、司马迁、朱耷乃至旗手鲁迅莫不是此。横向看国外的福科、格林伯格、波洛克抑或托尔斯泰等，如果没有学院或艺术家、社会力量等的资金支持，那么其地位也没有那么高。中国30年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艺术家可以赚到大把的钱，那么我们的理论工作者穷其一生的努力却潦倒一生，现时社会的文化机制并没有给我们的理论家提供一个搞前卫艺术研究和正常生活的可能，他们亲临一线参与当代艺术的推广活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当然所谓体制内院校和文化机构的研究人员有较好的生活状况。但源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中大多数对前卫或当代艺术的理解又有显然的局限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当代艺术批评的基金会制度，以制度和福利的形式以奖掖和出版那些现在学术和理论思想上颇有新知和未来可成大器的莘莘学子，他们是成为艺术批评转语而慷慨激昂的最有可能者。笔者近日参加了在中国美院举办的博士生论坛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有些博士生的论题和学术水准是很高的，但可发表他们论文的阵地和平台又是少之又少，其中的奥妙有目共睹。笔者不敢妄言，只是尽己之能尽微薄之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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