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史的书写和评论，在中国历史上历来都是大事，因为事关着千古流芳或是遗臭万年。先秦晋国史官董狐面对威胁不改史实，齐国崔杼三杀史官难屈史德，史之确实在于史官诚信，论之公允在于公心，而当下为美术修史的美术史论家们正遭遇市场经济的“利益门”、“金钱门”的诱惑，千古史官诚信的立场备受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副主席、美术史论家、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日前对美术史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当下美术史、美术评论除了概念问题，还有诚信问题，甚至还有更复杂的情况……
潘公凯认为，美术史与艺术实践各司其职，各有各的要求和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简单地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对美术史与美术实践关系的大讨论，大家的共同感觉是，这是一列列车的两个车厢，美术史论、美术实践各是一个车厢，中间有个挂钩连着，两个车厢的人基本上是各说各的，互相之间听不见，只是在一趟车上共同往前走。很难要求美术史论家的观点、理论直接指导美术实践。美术史论的专业要求不是直接指导美术实践，是对以往美术发展现象、进程进行阐述，建立理论研究框架。而美术实践一般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比美术史论走在前面，美术实践会有更多的探索性。当然理论也可以有探索性，但不是图解美术实践的探索，是理论界自己的探索，这两者有密切关系，但各有各的学术体系、专业范围和各自的任务。
美术史论与艺术实践之间要实现良好的互动，必须要在一个比较成熟的文化氛围、一个纯粹的学术规范之下，这样才有良性的效果。如果美术史论与美术实践之间有商业因素、利益交换，这种互动就脱离了良性的轨道。在健康的学术环境下，美术史论研究基本上能保持非商业盈利的纯粹环境，欧美的美术史论家都有一个学术小范围，每个人都遵守行内不成文的规则，不会轻易为经济利益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或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赞许、吹捧。另一方面，从收藏角度看，艺术家和经纪人、策展人也必须共同遵守一种道德规范的游戏规则才行，这样才能希望美术史论家做得到位，才能保证公正性和学术的高水准。从画家来说，必须遵守艺术创作的规律，恪守创作与消费链中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真诚热爱艺术，珍视艺术家从事的艺术事业，这样才可以少受商业的诱惑。艺术史论家与画家的都要恪守自己的品德准则，健康互动，而现在我们基本氛围和关系没很好地建立。在社会、行业的范围中史论家有时是被动的，游戏规则得不到坚守的，诱惑也就难以抵御。
现在美术史论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在美术史论中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问题和美术经验的现代阐述理论和对当下美术现象阐述的理论话语体系，虽然有大量的书出版。如何恰当实事求是地在主客观上，准确地把握我们所经过的20世纪这100年，对我们这一百多年中的美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阐述，这个事情还得有人系统认真地来做。西方美术理论进入中国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用西方的语言阐述框架，能解释部分中国现实，但解释不了全部。尤其是整体理论框架，若全部用西方的很难解释中国经验和中国事实。而中国传统的叙事方法，又变得不太适用，传统的精神家园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基本已消失。要说明中国的事，目前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基本概念的厘清等问题上难度都很大，用近现代美术史论研究已有的现成经验来解决已显得力不从心。
潘公凯说，我们现在的美术史家、美术评论家欠缺东西方文化修养的积累，没有积累，就导致了没有传承和发展的可能。人类文化本是靠一代代传承为基础向前发展的，如果每一代都想在一张白纸上重新开始，人类文化就不可能进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就不可能看到如此丰厚的现代成果。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过去，是处在几乎没有任何停息的变化中的，在批判旧社会、改革旧文化，同时批判西方，抵御西方的过程中，我们有所得，也有所失。得的是我们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建构起来的有独立性的生存形态，失的是在过多的批判、变动中，不仅很难有深刻的新创见，而且把老的积累打得七零八落，大部分被抛弃和遗忘了。由于整个文化生态不健全，对西方的学习也有偏颇，食而不化，尤其是对学术成果背后的原因探究不够，往往了解不深不透。
此外，面对市场经济大潮，对美术史论家的生活条件，国家应重视、改进，现在国家有能力、有条件来做到。西方有很多文科专家、教授、独立撰稿人，生活都是靠稿费的。这个稿费必须高到能补偿撰写这篇论文所付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培养这个专家读学位所作的成本付出，这篇论文才算体现了它客观的经济价值。要把一个人培养成专家，从小的个人家庭，大到国家社会，父母是花了很多钱的，自己是出了很多力的。一个学者一生中写不了很多文章，稿费再低，他就没法活了。如果学者创造的学术成果，不足以挣回他投入的成本，这是很不合理的。这就造成了学者不向画家伸手他又能靠别的什么呢？这不能怪学者。中国应有重要的权威学术刊物，这样的刊物一定要靠外力的支撑的，不可能自负盈亏。国外的学术刊物大都是靠国家、基金会养着。中国的学术刊物要自负盈亏，学术质量是没法保障的，刊物的编辑者也得不到较高的生活费，生活也会成问题，这样他们也只能向画家伸手，或靠广告。对一个国家来说，花一两千万元，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方向，养几个学术刊物是应该的。我们现行的稿酬制度是一视同仁的，应该按学术水平的高低，有所区别。如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很有权威，很小的文章稿费就很高。如果不是这样，当然学者都活不下去了，学术的公正性就不能保障，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出大问题。
潘公凯强调，社会应采取措施促进学者、美术史论家们自觉保持社会的公正立场，体现学术的理性尊严，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
钱晓鸣 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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