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砅 ＆沈远：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展览海报
文/张渤婉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于 8月 24日起在北京 798第一和第二空间呈现艺术家黄永砅＆沈远的双人展“小的仍然是美好的？”。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获得国际声誉的艺术家，黄永砅和沈远从八十年代投身中国前卫艺术，到九十年代拓展至国际视野，不断地颠覆既定的历史与文化观念，创造出鲜活的、超越国界和文化的表达方式。
展览“小的仍然是美好的？”的作品由沈远从两人多年创作中精选而出，包括六件大型装置作品、部分绘画作品及影像资料。从黄永砅 1983年的油画作品，到沈远 2024年最新大型装置《密室逃脱》，时间跨度超过 40年，呈现出两人在当代艺术史上的开拓性实践。这也是两位艺术家在 2017年唐人香港空间“香港脚”后，时隔七年，又一次在中国合办展览。
展览前言说到，“艺术家本人总是因命运注定而不得不离家出走，定居异国他乡。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文化前卫的冒险，从中领悟到真正的美总是诞生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反思和实验……这种为生存所做的努力精彩地表达了人类幸福的真正含义。”黄永砯和沈远将异国他乡的生活经历和为生存做出的努力冒险融入在艺术作品中，以思辨和质疑的方式解构中国哲学智慧与西方观念艺术。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重要里程碑事件85新潮美术运动的代表艺术家，黄永砯关心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也对新秩序是否被建立，经典文化是否被肯定等议题保持敏锐的关注。基于相似的生活背景，沈远的作品也与她个人的迁徙经历和文化断裂的体验息息相关，无论是日常物件的再创造，还是始终如一的跨文化社会洞察力，她的作品总饱含对“墙“内、”墙“外的不同群体设身处地的关心。
“今天我们尝到了普遍盲目崇拜巨大规模的苦头。所以必须强调在可能采用小规模的情况下小规模的优越性。”
—— E.F.舒马赫
经济学家恩斯特·弗雷德里希·舒马赫（Ernst Fredrich Schumacher）曾在上世纪 70年代警示人们，生产过度和经济规模过大都会对人类未来构成致命威胁。舒马赫在石油危机期间完成的里程碑式著作《小的是美好的》中，指出石油危机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直接导致了消费主义狂欢的崩塌。因此我们必须拷问：什么规模合适？取决于我们打算干什么。规模问题在今天极关紧要，在经济、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如此，在其他一切事务中也如此。关于“尺度”的迷思，由经济领域走入了更广泛的探讨空间。
黄永砅，《流动书摊》, 2000，金属板、袋子、艺术家的书、阿拉伯书籍、木鱼、小风扇，1000 × 200 × 200 cm
受到家附近的巴贝斯地铁站边上建筑工地旁卖阿拉伯书籍的临时摊位启发，黄永砅大型装置作品《流动书摊》（2000年）得以创作。黄永砅从书报摊主那里购买了他的全部图书，完整地复制了书摊原本的面貌，并在围栏另一侧摆放了他个人的中文书籍和宗教物品收藏。
黄永砅，《流动书摊》, 2000，金属板、袋子、艺术家的书、阿拉伯书籍、木鱼、小风扇，1000 × 200 × 200 cm
黄永砅试图以一片“浮动的场景”上以微小但持久的行动对抗巨大的主导势力，以具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意味的蓝白色相间铁皮围栏为界，两侧的书籍和物品在各自文化语境下平静地表述，在艺术家刻意为之的“对抗”之外形成一种别样声音。书本被艺术家用来表征某种文化的长期传承，而铁皮围栏、编织袋和杂乱的摆放形式则暗示移民人群的频繁流动性。应当被有序传播和习得的知识与技能搭载着书籍，与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构成荒诞而强烈的对比。来源广泛、形态多样的移民人群在全球文化共处与对撞的大环境下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问题在《流动书摊》作品中被鲜明地表现出来。黄永砅曾表达过，自己的作品受益于诸多完全不同的文化源泉，这是所有人目前正面临的全球化语境，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圆满恰好是一种圆满。
黄永砯以易经和哲学为素材，受杜尚（Marcel Duchamp）、博伊斯 （Joseph Beuys）的艺术观念思辨启发，打破传统艺术规范的约束，通过破坏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语义，无畏美的桎梏，去表达对社会价值和价值观的批判，用创作不断翻新了艺术史。黄永砯的艺术生涯是一条探索将哲学思考如何变成可阅读的东西的特立独行的路，他希望把作品转化为晒干了的语言，直至精炼到没有水分。
黄永砅，《流动书摊》,展览现场
关于不同文化的互相沟通与彼此认同，黄永砅认为，两个人坐在一个椅子上，尚且可能会互不理解，人与人交流的障碍不能归结于语言的问题，而是人类语言本身的局限。文化间的误会是永恒的，就连我们自己也不能理解自己，我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别人呢。
“黄永砅 ＆沈远：小的仍然是美好的？”展览现场
《流动书摊》旁，是本次展览中体量最大的装置作品《飞碗》。这件作品是黄永砅和沈远为巴西圣保罗双年展（2004年）合作创作的，参照了由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巴西利亚议会大厦的乌托邦建筑形式。
黄永砅 &沈远，《飞碗》，作品手稿，摄影：张渤婉
“墙“的观念是理解《飞碗》的重要元素。沈远认为，”墙“在现代社会是一个被否定的概念，它封闭，自我保护和拒绝他人。但今天，墙仍在不断重建，在家与家，贫与富，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再次兴筑高墙……
黄永砅 &沈远，《飞碗》，2002，木、铁、玻璃钢、红土，800 × 800 × 275 cm
从外部来看，表面光滑洁白的大碗，代表了一个全球南方新兴国家的崛起。从内部来看，多间木屋的堆积则指代圣保罗城内真实存在的贫民窟。观者以上帝视角俯视观看《飞碗》，社会的现实矛盾一目了然。这件为巴西圣保罗双年展创作的作品，艺术家试图揭示现代主义乌托邦的矛盾本质。
然而，乌托邦的愿望和乌托邦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同时存在的。艺术家通过作品表达对巨型主义推崇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批判，并间接流露对超越实际创造力的企图心的意见。仅为完美的外在表现而颠覆内在的主流秩序、为边缘化群体创造替代结构、隐藏行之有效的居住空间，是现代化进程中令人惋惜的代价。
黄永砅，《圣吉尔斯之弓》, 2015，动物标本梅花⿅、⽊、铁、⾦箔，70 × 450 × 155 cm
在作品《圣吉尔斯之弓》（2015年）中，黄永砅借用了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传说讨论人类与上帝、狩猎与保护之间的关系。相传，隐士圣吉尔斯（San Gilles）因为保护被国王捕猎的鹿而受伤，当吉尔斯试图救治这只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箭和伤口从鹿的身上转移到了吉尔斯的手上，暗示人类的罪恶和痛苦有时可以通过无辜者来承担和化解。这一超自然的现象吸引了国王的注意，最终国王为吉尔斯在他居住的山谷中修建了一座修道院。圣吉尔斯对自然的深度关怀以及他对动物的慈爱以及对痛楚的牺牲精神给予了艺术家创作《圣吉尔斯之弓》的灵感。
黄永砅将鹿的身体一分为二，中间插入一把弓，在紧张而痛苦的氛围中，两极之间微妙的张力平衡牵动着观者的注意力。黄永砅重新演绎古老的故事，希望引发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的关注，也唤醒观者对如何恢复人与自然、人与道德之间的某种平衡与和谐的思考。
沈远，《我被视，我不被显》，2017，灯箱、铁丝⽹、树脂、橡⽪艇，980 × 820 × 530 cm
与黄永砅的《流动书摊》相类似，沈远的《我被视，我不被显》（2016年）也将视线对准了国际化环境和社会变迁中滋生出来的移民问题。移民身份带给沈远对有形或无形的“墙”的敏感察觉，时而代入墙内的角色去表达无序与混乱，时而又站在墙外凝视近在咫尺的变迁。如同艺术家本人所言：“回顾我以往的许多作品，发现都在思考有关”墙”：城市在我看来就像一个无墙的迷宫，在区与区之间，上城区与下城区之间，不同种族居住的区域之间都有一个无形的，随时间而移动的墙。”
沈远，《我被视，我不被显》，摄影：张渤婉
《我被视，我不被显》隐喻2015年在欧洲的战争移民潮。作品主题是个蓝色大灯箱，在其上放有一些树脂做的透明的眼睛，和几个泄了气的救生皮艇，观众必须登上搭建好的步道，并通过一个狭长的双重铁丝网的通道来观看作品。如沈远所构想的，这是一次反向体验，希望能让观者（即东道主）有如身处逃亡中，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沈远手稿，纸本水彩，1035 × 35 cm (135 × 35 cm × 8），2024
除六件大型装置作品外，沈远水彩手稿也同时展出，涉及部分本次展出作品的初始创作思路。
沈远，《我被视，我不被显》作品手稿，摄影：张渤婉
从手稿上可以看到，《我被视，我不被显》呈现了战争难民“极具创意地”即兴发明了各种装置穿越边境线，以此揭示他们“非法”进入欧洲的极其危险的经历。观众则被“邀请”在铁丝网后观看这些磨难，体验难民的生存困境。
沈远，《延长的根》, 2005–2023，树根、乐⾼砖块，960 × 500 × 260 cm
沈远，《延长的根》, 2005–2023，树根、乐⾼砖块，960 × 500 × 260 cm
《延长的根》展示了一堵由乐高组件拼叠而成的“长城”，沿着山脉蜿蜒的走势，隔绝贫与富、不同的文化、种族与国别，象征文化的“根”的延续。起初，《延长的根》仅仅隐喻中国文化的寻根过程，随后，沈远对生命经验和生存境遇逐渐产生新的感受，也受到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中“块茎”概念和形象的启发，沈远将块茎植物的繁殖、移植、出走类比移民，用作品隐喻当今自我封闭、自我保护的政治状态。
沈远，《密室逃脱》，2024，玻璃钢、铁丝⽹，1200 × 700 × 600 cm
展厅的另一端，沈远2024年的最新大型装置作品《密室逃脱》由三部分构成，其一是由水泥包裹的心脏碉堡，其二是一旁矗立的大型洁白鱼骨，其三是由铁丝网编织的鱼肠，从骨架中延伸出来，形成隔离心脏与鱼骨的一面墙。用作忏悔室的水泥心脏象征着人们试图躲避危机的安全区域，而鱼骨、鱼肠和“墙“则隐喻受到压迫却只能沉默以对的“如鲠在喉”之感。
沈远，《密室逃脱》，2024，玻璃钢、铁丝⽹，1200 × 700 × 600 cm
逃避禁锢、追求自由一直是沈远长期的主题。然而，在自我保护和与世隔绝之间，在被人攻击的风险和亲密关系的甜美之间，“尺度“再次成为艺术家想要探讨的议题。当人们冲进黑暗的禁闭室以求片刻的安全，却在过于黑暗的空间中想要不顾一切地逃离，问题和解决方法的悖论关系使得观众在疑惑中进行思考。不论是躲避或是逃离，真正的答案似乎存在于与黑暗和谐共处的勇气与智慧。尺度的迷思，再一次由此及彼，从创造者到欣赏者。
也许，尺度的迷思，恰如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中所述：“什么规模合适？取决于我们打算干什么。”作为美好世界的度量衡的尺度，无论观者在作品中寻求到哪种答案，都将帮助人们接近通往美好的路径，而这其中对分寸感的体会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