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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异的中产阶级画像——瑞士画家瓦洛顿笔下的人生百态

诡异的中产阶级画像——瑞士画家瓦洛顿笔下的人生百态

时间:   2019-07-24 15:17:58    |   来源:    艺术中国

1885年,菲利克斯·瓦洛顿20岁时的自画像,图片@洛桑州美术博物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现代艺术风起云涌,巴黎作为欧洲艺术中心诞生了很多怪咖。

1882年,一位年轻的瑞士艺术家在黎明时分风尘仆仆地抵达巴黎,开始在城市的街道上以冷峻的目光捕捉生活。他的油画和版画作品融合了高更和后印象派的色彩装饰以及日本木刻版画的特征。这位名叫菲利克斯·瓦洛顿(FélixVallotton)的画家很快受到了纳比派画家博纳尔和维亚尔的赏识。瓦洛顿加入纳比派后,并未一味醉心于各种色彩实验,也无意户外写生,他的题材和风格涉猎广泛,尤为引人注目是他描绘的社会人物系列,不同于劳特累克对中下层舞女、娼妓的直接描绘,瓦洛顿以一种旁观偷窥者的视角表现了中产阶级各色人物的生活碎片,冷静、荒诞、暗示、调侃、冷幽默隐现在他的画面中。

瓦洛顿的人生与与艺术一样充满矛盾,早年这位波西米亚式艺术家蔑视中产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但后来他投入这个富裕阶层的怀抱,由此他创作出一系列世纪末欧洲中产阶级怪诞的系列作品。

近日,瓦洛顿的个展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小说家泰莎·哈德利(Tessa Hadley)的一篇文章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窥探这位神秘的瑞士画家的艺术人生。

在柜子里找东西的女人,1901年,布面油画,78 x 40厘米,私人收藏,瑞士,图片©FondationFélixVallotton,洛桑。

这是我之前从来没见过的画,但我觉得我非常了解这个主题;这是一个很熟悉的日常生活画面。一个女人蹲伏在柜子前寻找着什么。黑暗中,她在地板上放了一盏灯。油灯的光线将一摞摞的白色亚麻布在幽暗的室内照亮,敞开的柜门投下模糊的投影,就像在夜晚打开了一个神秘模糊的洞口,面对这幅画,我们很难了解这是怎样一个真相。

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柜子里分门别类摆放了很多亚麻布,洗得漂漂亮亮,叠得整整齐齐。蹲在柜子前的这个女人是女主人,还是女仆?这个柜子的女主人肯定不会自己铺床,也不会摆桌子。不过,她可以仔细地翻找里面的东西;她的亚麻制品可能仍浸润着旧嫁妆的痕迹,这似乎更多暗示了她女主人身份。从后面看她的剪影;她蹲在那里,一手保持平衡,看上去很自信,就像一个正在审视自己地盘的女主人,而不是一个例行公事的女佣。事实上,她并没有从一堆床单和桌布中抽出任何东西。她在苦苦翻找货架下面的空间,好像有东西存在那儿——我们刚好辨认出的盒子——是她刚刚想起的,或者意外想要的。

《在柜子里找东西的女人》是一幅绝妙的画,它令人吃惊和感动,完全是原创性作品。如果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我们会知道它是由男人还是女人画的吗?我们可以猜测它大约来自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1901年)。事实上,这位艺术家是个男人:菲利克斯·瓦洛顿(Felix Vallotton),这是皇家美术学院(RA)一个新的主题展。瓦洛顿来自瑞士洛桑,在巴黎他是画家、插画家和木刻艺术家;他与纳比派成员维亚尔和博纳尔都有联系,但他的作品和他们不太一样。巴黎人才荟萃,他的艺术掺杂了很多影响:一些新教和北欧的东西,很酷,带着一点神经衰弱的气息,精神性而不是感觉化的。对我来说,他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发现。

也许我们会猜测,这是一个男人画了这柜子,可以说他不喜欢1900年代中产阶级女人的生活方式。瓦洛顿让一个普通的场景变得疏离陌生:这个女人背对着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观者在注视她,或者也不介意别人的目光。她没有被安排给男性受众欣赏,画家选择了一个私密的情景来表现她——她也不在乎别人看到私密时刻而感到羞愧。画家通常喜欢表现妇女题材:不同寻常的是,瓦洛顿不表现梦幻般的轻松恬静(比如夏尔丹画的妻子喝茶),而是强有力的权威和占有。我想,这个女人像女祭司一样蜷缩在神秘的世界里,打开了那扇令人生畏的柜门,让瓦洛顿感到不安,这让他着迷。柜门内闪耀着光芒,就像一个神圣空间,但这既像是一种颂扬又像是一种讽刺。这幅画对于中产阶级家庭秩序的复杂性表现得很谨慎。对于一个聪明的男人,尤其是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女性的精神工作,如此麻木的物质化,不断重复的过程都是徒劳无益的。

瓦洛顿年轻时反对中产阶级,这是巴黎艺术家普遍的社交需要;起初,他以讽刺性木刻和插图出名,为激进派报纸写作和配图,并与女裁缝海伦·查泰内(Helene Chatenay)一起住在巴黎拉丁区。1899年,33岁时,他离开海伦,娶了加布里埃尔•罗德里-亨利克斯(Gabrielle rodriguez - henriques)。加布里埃尔是一位富有的犹太寡妇,有三个孩子。瓦洛顿的波西米亚朋友们并不赞成他这桩婚姻,但在我看来,瓦洛顿在这段婚姻最初几年所画的令人不安的室内画,正因为有某种不安的因素,才成为他最好的作品之一。他对妻子体贴入微,并不太敌视他的新中产阶级环境,——但在家里他也不舒服。他钦羡他的亲属——伯恩海姆家族的人,他们在办公室里处理生意时所流露出的老练和自信。但瓦洛顿从桌子或台球桌另一边描绘他们,仿佛他无法和这些人离得更近。他在自己私密社交圈里会袒露心声“我和陌生人住在一起。”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1897年,菲利克斯·瓦洛顿自画像

在1897年的自画像中,瓦洛顿看起来像一个孤僻的人。这幅画中,北欧人自我审视的感觉是多么微妙啊,这不仅是因为他秉持了严肃的现实主义绘画,没有一丝印象主义的笔触。这个男人可能是一个感性主义者——污浊的眼睛,匀称的大脸——但他并不感性。他是一个很挑剔,很清醒的人;他帅气的相貌透露出坚毅冷静的性格,显然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这样一个远离归属的人,就可能会从“陌生人”的华丽家居内饰中,创造出一种与自己品味格格不入的艺术形式。

他给妻子加布里埃尔拍摄的家庭照片充满了图案和颜色冲突。地毯、红墙、镀金时钟、金色和粉色条纹墙纸、流苏连衣裙、鲜花、瓷砖壁炉、拼花地板,其效果无疑是奢华的。装修风格无疑与当时新涌现的消费品商店有关(瓦洛顿在木版画中讽刺巴黎著名百货公司Le Bon Marche)。当瓦洛顿以近乎人类学般冷静(人类学的风格,比如塔希提岛的高更)的笔触呈现室内装饰效果时,那些让人感到厌烦的东西,似乎变得充满异国情调、引人注目又令人隐隐不安。

红衣女子,布面油画,92.5 x 70.5厘米,1903年,图片©KunsthausZürich

红色房间,布面油画,49.2×51.3厘米,1899年,图片©芝加哥艺术学院

在1903年的《红衣女人》中,画面戏剧性地向其他更远的房间敞开;加布里埃尔背对着我们站在中间。我们仿佛看到这是一个舞台布景,幕布被钉在墙上,门口配了一截楼梯。房间的颜色——蓝色、深红、橙色、浅绿——并没有融合在一起,而是奇异地并置在一起。房间最里面有一张婚床,尽管室内没有窗户,但洒满了阳光。加布里埃尔穿着晨衣,她正准备穿好衣服——这张偷拍到的忙碌于日常事务的家庭照片,让人感到神秘,它摒弃了任何色情幻想。在《红屋》(1899)中,加布里埃尔平静地坐在椅子上,她的小侄女全神贯注地坐在地板上,故意撕毁一张纸。瓦洛顿是否被他妻子宿命般的微笑感到不安?对疑似他的作品被撕毁也无动于衷?

瓦洛顿的主题往往是这些偶然的家庭喜剧。我们绝不能把这种冷静的新教式的自我审视,误认为是某种自画像式的庄严;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他看到的事情是有趣、奇怪和意外的,那就缺失了解读他作品的关键所在。当他第一次通过艺术谋生时,就养成了成百上千次运用这种感知的习惯,用他每天在身边发现的主题为杂志制作插图——买一顶帽子、风雨中撑着雨伞的人、看烟花、抗议的人群、沉浸在钢琴中的人、墙纸上低垂的郁金香、还有一个执法的警察,这些场景都有些荒谬滑稽。

戏院包厢,布面油画,46×38厘米,1909年,图片©FondationFélixVallotton,洛桑

球,木板油画,48 x 61厘米,1899年,图片©RMN-大皇宫(奥赛博物馆)/HervéLewandowski 

当瓦洛顿转向绘画时,他和其他人一样雄心勃勃地构思着他的主题。然而,他永远不会完全失去——无论在他的实践中,还是在他的天性中——那种讽刺性的感知习惯,捕捉人们处事的古怪之处,将其转化为造型和风格的智慧。他的一些最令人兴奋的画作与他的插图有着同样的极简主义风格:比如1909年的《剧院包厢》(the Theatre Box),一对夫妇几乎被他们包厢的矮墙遮住了,画面聚焦在她戴着手套的手上。或者在《球》(1899)中,从上面看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一个简单的风景下的轮廓,创造了一个令人兴奋眩晕的自由空间。在其他画作中,强烈的设计感过于明显地指向一个点,或一个笑话。也许正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讽刺性,使得瓦洛顿作为一名画家,无法完全融入一种标志性的风格。他小心的涉猎着这些独具设计意味的画作,包括通过以印象派自然主义手法表现的加布里埃尔的室内题材,到自画像和静物细致而古典的现实手法,以及表现裸体肉欲的写实绘画。

1898年,就在他结婚前不久,瓦洛顿开始了《中产阶级的隐秘情欲生活》的两个系列:11幅系列木刻的第一幅是《亲密》,之后是类似题材的画作。男人和女人相互吸引,他们彼此渴望,他们做出承诺,他们无法控制;他们吵架,他们感到背叛,他们彼此憎恨。这是两性战争永恒的喜剧:平庸,令人陶醉。观众并没有看到他们一起躺在床上,但是床和白色枕头的一角,到处都有暗示——或者沙发也可以。这些木刻作品很受欢迎:它们绝对机智,把密集的叙事压缩到一个小空间里,以某种方式将主题中暴力或悲伤的情绪减弱使之趋于平和,同时又伴随着强烈的厌女情绪。这组版画作品让两性战争变得有趣、诱人、恶趣味;它们又令人不安,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们。

红屋,纸板油画,50 x 68.5厘米,1898年,图片©Muséecantonaldes Beaux-Arts de Lausanne 

但我深深地被这些画所吸引——这些痛苦未完成的故事,尤其是1898年的《红屋》(The Red Room)。这幅画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微妙,透视效果也很稳定,没有什么比加布里埃尔的室内装饰更自然的了——这对夫妇的面部表情和姿势通过几条暗示性的木刻线条表现出来。这个房间一点也不像瓦洛顿婚后画的有图案的、纸包的、悬挂着室内装饰的风格;这是块状、现代的、低垂的、用砖红和橙色装饰过的家具。在加布里埃尔布置的空间里,所有女性化的物品都男性化了:大部分琐碎的东西都属于来访的女士——手套、阳伞和留在桌上的手帕。甚至男主人的书也被放在一个玻璃书柜里:他现在不想读书。

画的中间和左边是两个集中的桥段,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右边是一盏引人注目的高大油灯,灯罩像泡沫内衣一样。画面中间有一个繁杂的壁炉架,上面点缀着蜡烛、鲜花和一面镜子,镜子上的窗帘是遮挡的——它用来遮挡什么?为谁遮挡?还有一尊黑色的男性半身像,透露出沉静的智慧,高高的前额闪闪发亮——它显然是基于一尊真实的瓦洛顿的半身像,仿佛在嘲笑艺术家脱离现场一样。与此同时,镜子反映了对面墙上的一幅画,这是一幅维亚尔(Vuillard)家庭题材的画,他把这幅画交给了瓦洛顿。还不太清楚这是否是一幅油画。不知情的人可能对这么多因素置于一间房里感到困惑,房间中展示了如此多私密的东西。艺术与生活浑然一体,似乎代表了世界上一切暧昧、复杂乱心的东西。

亲密V:钱,纸本木刻,25 x 32.3厘米,1898年,日内瓦艺术博物馆,图片©Muséesd'Artet d'histoire,VilledeGenève,摄影:Cabinet d'arts graphiques

在上面这张画中,昏暗的门口发生的事情比这一切都要简单得多,事实上,画家用几行清晰的线条就令人信服地描绘出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门口犹豫着,这大概是通往卧室的通道,虽然我们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那里的窗帘必定挂上了)。他们在抚摸,却没有拥抱;他们斜倚在一起,却又退缩了。男人似乎在抚慰女人,也许他的腿阻挡了她回到明亮的房间。她似乎不愿走进黑暗中去,她陷入了沉思,低头看,避开了他的纠缠;然而,女人对男人欲拒还迎,通过她的触摸和身体向男人倾斜。在这静止的时刻,他们站在两个房间中间的门槛上,并存着可能的两种状态(礼貌地分开,或赤裸裸地在一起)。

当他们站在那里犹豫时,他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自我,但他们已意乱情迷,两人身体斜依在一起,动作和眼神中流露出暧昧的意味。瓦洛顿用一种宿命论调子来描绘这一场景,它很简单,但又是难以解释的,不在任何道德模式中。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失去了他们平时的表现——在书本和阳伞的保护下——冒着很大的风险,瓦洛顿捕捉到了他们的行为,如此生动的意图,如此富于生命的活力。

亲密 VII:五点钟,1898,纸本木刻,25 x 32.3厘米,日内瓦艺术博物馆,图片©Muséesd'Artet d'histoire,VilledeGenève,摄影:Cabinet d'arts graphiques

亲密 I:谎言,1897,纸本木刻.25 x 32.3厘米,日内瓦艺术博物馆,图片©Muséesd'Artetd'histoire,VilledeGenève

瓦洛顿的个展将在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持续展出至2019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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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royalacademy.org.uk 作者:Tessa Hadley 编译:刘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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