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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的飞翔
吕澎
让一个人大脑里的意象能够保持很多年，我们很难说出是什么原因，我们在张林海于2000年完成的《尘埃》、2001年的《欢乐时光》、2002年的《阳光灿烂》、2002年的《云》、2003年的《天堂》、2007年的《底片》等不同系列的作品里，都能够看到一个男孩（重复的那些仅仅是这个男孩的复数）以不同的姿势在飞翔。不过，与我们日常看到的飞翔情况不同，张林海要我们观看的飞翔从朴素的山村开始，经过城市，直到荒芜的自然，他们是如此地具有忧郁、惊慌与不安的情绪，使得我们对那个飞翔的生命深感同情和焦虑。
按照张林海（1963— ）陈述的早年经历，他是一个被养父用驴拉粪的筐从大城市里背回太行山的一个山村的（1964年的秋天），“当时山村很小，随便在哪个旮旯打个喷嚏，全村都能听见。”（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批评家栗宪庭介绍过这个地方，他说这里的山村非常入画，是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经常写生的地方：
我看林海乃至方力钧的画，就一定想起涉县的山村，这里的房子依山坡而建，层层叠叠，房子的墙，就地取材，都是用石头垒起来的，石头与石头多样变化，又自然统一。这里的山属于太行山脉，山貌不似南方的山那样郁郁葱葱，而是大多裸露着岩石，所以，镶嵌在光秃秃的山坡上的山村，和大山浑然一体。山村长年缺水，阳光强烈，农民很少洗澡，男人多留光头，下工回来，不用洗头，擦一把就可以了，所以，石头墙和光头，是这里的一个突出形象。（栗宪庭：《苦闷的高粱——张林海作品展览序》2002年）
直到1986年，这个环境几乎都是张林海的世界，因而是张林海的“精神白纸”上最基本的轮廓。物理世界的形象与质地可以唤起任何情绪，只是，她的倾向性——乐观与悲观、喜悦与忧郁等等——取决于心理和生理上的基因。1967年11月，“我被高烧、败血症、肺气肿、化脓性关节炎、胃功能失调五种疾病折磨，死神每天在床边跳着勾魂的舞蹈。” （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在医院的病床上，医生和护士不喊他的名字，因为“一提瘦孩便知是谁”。疾病的伴随对张林海的影响是巨大的，疾病始终提示着张林海：生活是艰难与不健康的。他说，从医院回到（1968年春）太行山之后，“白天望着屋梁上的马蜂飞舞，晚上听着小街上锣鼓乱喊，父母的神情也恍恍惚惚,我的性格开始走向扭曲，变得病态般的敏感。虽不懂孤独二字，但身边的扫帚疙瘩日子长了就成了交流的伙伴。可能画画的灵感和愿望从此产生。” （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影响张林海观察世界的方式的第三个原因：社会生活的残酷性。即便是在山村，人们也逃不过尖锐的政治斗争。作为山村里的知识分子，他的父母是被专政的对象，1969年的春天，他看到了几天前在公社被“革委会”专政后躺在炕上不能动弹的母亲，目睹了“头戴着尖尖的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板，头被后面的人按得低低的，被人群冲拥着向前滚去”的父亲，“当我目睹这个神圣庇护的堡垒被同类欺凌和宰割时，那种孤独无助不亚于世界的毁灭”。（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
一个人的经历不会因为类似“后现代”这样的概念而被重新改写，没有人能够回避肉体的现实，直到70年代末期，人们从残酷的专政下有了重新喘气的机会，这时，肉体本身的问题再次成为影响性格的主要原因。张林海应该算是天生喜欢画画，他在仍然严重地受到肉体折磨的情况下，描画他看到和想到的世界。1980年初，张林海结识了史国良、郑今东、李乃宙三位老师，他开始在郑老师的引领下进入邯郸群艺馆学习班学习，他开始练习石膏像，他结识了方力钧和其他一些画画的“哥们儿”。之后（1981年），他也曾到北京求学，拜见过徐冰，这些老师和伙伴成为张林海坚持绘画的最直接的语境。1986年9月，张林海成为天津美院版画系的学生。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期间，他的两组版画作品《陌生的北方山野》、《佛音》被分别入选《中国第七届美展》、《中国青年版画大展》。
毕业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找不到工作，促使张林海在1992年再次做手术，但是，“这次手术失败的‘成果’不仅使我几年内行动不便，而且还使我的身体元气大伤，身体素质极度下降，精神世界濒临崩溃” （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张林海的回忆是让人悲凉而荒芜的：
记得92年中秋节之夜，我一个人拄着双拐站在津郊一幢四层楼的阳台上，四周静静的，那时的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住房，女朋友也离我而去，恍惚间自己爬上了阳台，把一条腿费劲地迈了过去，那种感觉就像往下扔一个烂西红柿……。一瞬间觉得有一件事放不下、丢不掉，后来我才清楚是自己许身的那个“绘画事业”。自杀没成，我开始画早期的油画“天籁”系列，色彩是最真诚的暗色，透不过气来。（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
在之后的几年里，张林海是在调养、折磨、失眠以及幻觉中度过的。“万念俱灰中时常会有灵魂出壳的幻觉，后来画面上飞的东西是那时真实逃避的一种追忆。” （张林海：《陈年流水》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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