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中立寄来一大批水彩、水粉画的资料，其中有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生时代的习作，有旅欧时的颇有洋味的作品，还有近年来坚持不辍的钢笔淡彩。这些作品就如一张幽蔓的大网，把我没头没脑地罩在“文革”之后中国美术发展的悠长的记忆之中；同时也罩在自己绘画道途的浓浓的回忆之中。个人的成长历程与一个时代的公共记忆相叠合，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人历史命运的特点，这其中，罗中立更是一个重要的标杆。
罗中立的名字是镌刻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他的《父亲》，那张老实巴交的农民的面庞，悬在现当代中国的屏幕之上，成为最动人、最有代表性的视觉形象之一。1999年12月底，我和罗中立一道参加成都“世纪之门”的展览，共同接受成都传媒界的采访。罗中立不善言辞，他要求用川音作答。当他用川音言说时，马上有了农民拿锄头一样的熟练和热情。年轻的记者们好奇地向着自己的童年的记忆发问，罗中立却陷入了遥远的记忆之中，他仿佛要从记忆中挖掘什么。《父亲》的最早的创意取自四川美院旁边一位掏粪的农民。农民的肩上总压着沉重的担子，日复一日，这位农民承受着担子的重压，承受着生活长途的重压。但这位农民却总是那样温和，那样沉默，那样安命顺受。罗中立在记忆的深处说：“有一个夜晚，我从灯光下，看到了他的脸，他的牛羊般善良的目光。”在那一刻，在那个平凡的夜灯中，罗中立看到中国农民的脸庞和他那巨大深沉的苦难与自足。“只有这样，只有在巨大头像面前，才令我感到他沉重的喘息，感到他暴突的青筋和皱纹；感到他那烟叶和汗拌和的浓味；感到他皮肤的颤动和渐渐渗出的汗水，以及嘴唇深处包裹着的残牙……”罗中立如释重负，吐出这番话来，眼中闪着一份恳切和诚意。此刻，他的脸上闪着“父亲”般的神采。
罗中立从那掏粪农民的脸上，看到了中国农民的承受和担当，对苦难艰辛的承受和担当，对丰收劳作的承受和担当，对岁月命运的承受和担当。“父亲”在喝水，他的身后却是一片金黄，这牛一般的命运扛在农民的肩上。在那灯光照亮的一刻，曾经当过大巴山农民的罗中立，他的农民的情感、农民的精神浮现了出来。真正令罗中立遭遇农民的生动面庞的正是这份情感和精神的“灯光”。罗中立对大巴山的农民、大巴山的生活有着对“父亲”一般的感情。《父亲》创作至今已25个年头，这四分之一的世纪，沧海桑田，星移斗转，但对农民的眷恋始终没有变。罗中立坚持画农民，画大巴山；罗中立经常要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回到“父亲们”的身边；罗中立要求以大巴山圆塔型的砖窑作为原型来建造他的房子，在里边日夜体验和保存大巴山的念想和讯息。罗中立对农民有着一种深深的爱，他承受着这份爱，通过这爱，他也承受着农民的艰辛和苦难，承受着农民的欢乐和悲伤。罗中立和大巴山彼此塑造着对方，承受着对方。
罗中立笔下的农民有着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阖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母子舐犊殷深的情。这苦、乐、情、爱，却都有一种川味，一种麻辣辣的生活趣味。这骨头里的表情被罗中立化为一种日常性的生动叙事，一种夸张的视觉捕捉和强化，一种罗中立式的精神承受。当年凡高以他真切的悲悯，画出了矿工的苦难和命运，罗中立则以他的温和和俏皮，画活了大巴山的生趣，以他的真情承受着中国农民浓厚和泼辣的气息。
现在，我们在这批水彩中，看到了罗中立的底牌。这底牌不仅在于他走到哪里画到哪里，为他的创作收集了很多的素材。这底牌更让我们看到在他的眼中，在他的笔下，他是如何与生活遭遇的。在七八十年代的习作中，有对风景的直问，也有对伤逝的回眸 ；在旅欧的写生中，有着表现风味的色彩，有着浓重的文化旅者的目光；在近年的钢笔淡彩中，有对生活的贴近，有心迹疾快的直白。但最重要的是:这里始终研磨着一种农民般的质朴和执着，一种活生生的与大地、与生活的关系。这些写生仿佛是在人生的长途之上，演练着这些关系，陶养一种活生生的直观和面对，陶养一种如农民般的质朴和简括的表情。罗中立通过这些写生，来承受他在心中久远而命定的那份承受。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罗中立在画《父亲》时，想过后来的成功和影响吗？罗中立在做这些写生的时候，想到过今天的小集子吗？显然没有。那“巴山夜雨时”是真实的，是不可预演的，因此，也是最珍贵的。那是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真正的承受。
2005年3月30日
于三窗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