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平祥：忻东旺是当代美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在我的观念中，中国当代艺术早期代表风格如波普现实主义等等，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其影响力到最近这一两年正开始自然的解体。在这个结点上来看忻东旺的艺术，就感到他的价值特别的凸显出来。早期如波普现实主义等等，所用的方式和语言大多是调侃性的也是解构性的，我认为以当时所处的文化转型时期来说，其存在是必要的。但是文化最后还是要建立在以新的文化来替代、扬弃、批判旧的问题之上，这个时候来看忻东旺的艺术，
我认为有一种标志性的价值和意义。这种标志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看来，体现在良知的维度——他以正式的、有说服力、有一定深度的方式进行了表达。当然，也不能说之前的的当代艺术家门就没有良知，但是在那些艺术中良知是隐含的，而忻东旺艺术中良知是凸显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忻东旺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艺术家的出现，他们的作品标志着当代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建构的阶段，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架构新的文化。众所周知，他的艺术主题是农民工，这是中国的在新世纪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无法计算到底有多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进入到陌生的城市空间以后生活会怎样？他们得到了什么东西？他们失去了什么东西？忻东旺用艺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表达。
他的作品有这么几个维度：他对于农民工是一种深刻的同情，是一种发自人性深度的悲悯情怀，与可怜不同，悲悯是带有批判性的，是悲剧性的。为什么发展到新世纪以后中国有农民工现象呢？他们在城市里做了这么多的创造却连基本的居住权都得不到法律的认可；他们没有户口，还要担忧子女的教育问题；他们奉献给城市这么多的财富和物质却得不到公正的回报。这都是社会中非常大的问题。忻东旺的作品中带有巨大的批判性力量，一方面是批判，一方面又是呼吁，只有这样的艺术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但是如果认为忻东旺的艺术仅仅停留在揭示这个层面上，那样想就太简单了，不够复杂也不够深刻，因为他的艺术还有两个极为深刻的维度。一个维度是鲁迅先生在七十年前就提出的国民性批判，农民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社会时期并没有得到很多方面的充分尊重与对待，社会对他们从很多方面来讲是不公道的，连主流的价值都承认了我们是二元结构。我们的种种教育、福利、交通等等都是倾斜于城市，而对农村却没有什么投入，这就是一种不公道，戏剧性的是这些农民来到了城市。忻东旺的作品中非常深刻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表达了农民的种种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既有历史性的，也有社会性的，也有文化性的、也有当下性的，造成了农民整体的人格不够强大，在文化上和社会上等方面都是弱势群体。
你看忻东旺笔下的那么多农民，穿的服装也不得体，脏兮兮的，脸色是茫然的。倘若我们把这些脸色、这些形象作为一种图像跟清末明初拍的照片比对一下，就会发现七八十年代以后进入了城市的农民和七八十年以前农民的图像相比完全是一种茫然的、木讷的表情，从图像学的角度来看是失态的，从深层的总哲学上找原因来看，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我。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个完整的人格模型应该是由三个方面组成，一个是本我，说穿了就是动物性的存在，一个是人的自我，一个是人的超我，超我就是神经病。如果这个社会是公道的，文化是发展的，那么人则是健全的，都是拥有自我的、主体的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没有自我就没有人格的实现，就没有人格的完整。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没有自我的人群，这就要回到鲁迅先生那代人所进行的进行国民性批判上面。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发现是忻东旺是有独立思想的，绝对不是凭自己的直觉捕捉到某个形象，或者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的把握。在忻东旺的艺术中，思想维度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他看到了农民的这个普遍没有自我人格的状态，并用他深刻的思想自觉的表达出来。无论是忻东旺所具备的思想，或是他直觉的方式，或是他本身的修养，都来自于他本身精神上的觉悟。正因为有思想性，他的作品就有了某种新启蒙的意义，有良知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有社会担当的人，无论是现在的人或是我们的后代，通过忻东旺的作品绝对会感觉到中国在90年代时主体人群的一种状态。
当然如果我们单纯说忻东旺是个哲学家或者是个思想家，是不全面的。问题就在于他是个造型艺术家，他是用他的油画的语言、油画的手段来表达刚才所说的这些精神内涵。那么，就一定要谈到忻东旺的艺术语言。我记得那年在中国美术馆忻东旺展览的讨论会上，我说我通过这个展览系统的看到了他的作品，既包括代表性作品也包括很多习作，我说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最有力量的资质或者天赋就是感性——一种敏锐、深刻的感性，他能够把那种通过某种表情、眼神、五官等等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微妙精细的反应捕捉到，并从中了解到人性的层面、人格的层面，其实就是将这个人内在的命运都捕捉到了。一句话，他锁住了形象。
所以忻东旺为我们中国当代美术史创造了一种新的图像，一种非常丰富的人群百科全书式的图像系列，使我们能够认识很多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文化问题，体现了艺术的认识价值。同时，还包括艺术语言独特的审美价值，因为艺术尤其是进入当代以后，如果艺术家仅仅达到一般性的好，是不会被人注意的。因为只要是智力正常的话，一般性的好只要上学校刻苦学习几年，很多人都能够达到。忻东旺则是做到了独特性的好，他艺术语言是不可替代的，是别人达不到的。另外，忻东旺的艺术中还有一种民间式的幽默，但这个幽默并没有改变他的悲悯情怀，也没有改变他的艺术作品本身具有的深刻的悲剧性，而是给这种悲剧性带来了另外一种感觉，使我们又回到了鲁迅的一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画的形象为什么有某种幽默的感觉呢？一个受到巨大压力的人，或者一个命运悲惨的人，常常要有一种幽默来冲淡他和化解他这种痛苦，否则他将无法承受，所以我们往往能看到社会底层的人都非常具有幽默感，说的那些笑话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却蕴藏着来自民间的智慧。就是通过这两个层面，使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民间情怀的人，而他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同情直到悲悯，全都来自于他自身的经验。
康德认为对一个事物的把握光有观感的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精神的感觉把观感的感觉深化。作为一个视觉艺术家，如果单纯是靠眼睛的感觉，可能比别人看得准一些，看得细一些，看得深一些，看得多一点，但是却达不到灵魂的维度。只有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去把视觉的、观感的感觉跟精神的感觉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艺术家。精神的感觉来自于文化、道德、良知、人格等方面的训练，这些我在忻东旺的作品中看得非常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忻东旺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艺术家正常来看，他起码还有 20年的旺盛创作年龄，可能会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也可能去拓展自己的题材领域并进一步把艺术从语言上、图像上和思想上深化，但是很可惜。他的早逝是美术界很大的损失，但在艺术史上忻东旺绝对是有着自己的艺术时间，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记者：您刚才说他的艺术有独特之处，而且是别人达不到的。关于这一点您能否具体讲一下？
邓平祥：比如说他通过自己的视觉将农民的外在形象包括相貌、肢体语言、五官表情等元素与人物的背景、身世、生存状态等等联系起来并在画面上有所表现。有的画家可能能够把一个农民画得非常的真实、非常的准确，但我们看不到人物形象背后的东西，
包括社会问题、文化问题等等。他做到了，这就是他的独特的地方之一。另一方面，从语言本身来说，他有一种令人惊叹的感觉能力，艺术对他而言是在感性中表现真理的，一个艺术家的天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感觉的敏锐性和丰富性，这些忻东旺是有的并且非常突出。更难得的是，他能够用一种合适的油画语言，在写实与表现之间建立了联系，超过了一般艺术家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多学院出来的人都画得很到，但是一辈子下来他的语言跟精神都是分离的，即便技术很熟练，但是技术不能跟自己的精神情感和感受能力非常自然的、天衣无缝的结合起来。把语言和情感、精神进行自然结合是件不容易的事，这一点我觉得忻东旺非常的突出。并且他的人物造型比例跟人的正常比例并不是很吻合的，这来自于他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变形方式，是一种夸张也是一种强调，既没有伤及精神也没有伤及感觉，反而使精神和感觉得以强化。总的来说，我觉得忻东旺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形成了他艺术上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对艺术家的探讨最后都要回到作品本身、回到艺术语言本身。甚至有的美术史家说实际上美术史就是一部语言史，可能说得有点偏激，但通过艺术史我们确实能看到每个时代的代表性画家都有独特的语言。忻东旺在当代中国油画语言系统是独特的，是不可替代的，并且他艺术语言本身的品质就是很高的。
记者：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