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具有明确异教特征的作品是少数，要以君士坦丁最初的米兰敕令为开端来讨论这一时期，情况尤其如此。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艺术品是为基督教主顾制作的，其外部标记已明确显示出它们的用途。那么，所有这些基督教艺术品都属于一个未研究的领域？它们还没有一个无可挑剔的名称：早期基督教艺术？而且，至今还没有一部有关这个领域的大型文献问世？
　　事实上，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不仅大量发表（尽管是不完整的，全然缺乏应有的精确性），也有若干历史论文以此为主题。举出这些书中的任何一本，就可以看到下述对早期基督教艺术本质这一问题的回答：早期基督教艺术与古代异教时期的艺术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去除了表面的、令人不悦的异教符号。很自然，研究早期基督教艺术的历史学家没有意识到有必要解释古代晚期异教艺术的内在本质。因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古代异教世界的历史学家，但正如我们已提到的那样，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有关这一发展结束阶段的任何东西。
　　所以，近几十年来对早期基督教艺术所作的大量研究，的确不是美术史家而是古物学家所做的。这不应理解为是对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及其代表人物的批评，因为他们不但已成功地对一部真正的美术史作出了基本评价，而且过去三十年间所有学术思潮都趋向于古物主义。
　　在这一代人中，史学领域的学术特色是偏爱二级学科，在美术史领域（古代与现代美术史）出现的对图像志情有独钟和过高估计的情况便是明证。毫无疑问，如果不能确定一件艺术品的内容及含义，那么对它的评价就会从根本上削弱。在上个世纪中叶前后这些空白点就为人们所察觉，只有通过对文献资料的仔细爬梳才能加以填补，而这些文献在本质上与美术无关。这导致浩如烟海的研究著作的出版，而过去30年我们的美术史写作在这当中已耗尽了精力。因此无人会否认，应为将来的美术史大厦奠定一个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也没有人能否认，图像志只是提供了厚实的基础，而这座大厦的建成之功业，则非美术史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