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小书集中了我应OCAT研究中心邀请在北京做的三场2016“OCAT研究中心年度讲座”，以及讲座后与学者和听众的互动。它并非一本专著，而是概述了一项新启动的研究项目，并记录了听众对此的反应。这次交流对我自己来说十分有意义，因为它给予我一个机会，将脑子里正在考虑的一些自己认为带有本质性的学术问题呈现在相当数量的美术史研究者和对美术史有兴趣的听众面前—由于“雅昌艺术网”对讲演的直播和重播，我和听众的接触范围更得到了未曾估计的扩大。从更广的角度来看，本书对于美术史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可能提供了一次有意义的记录，特别是因为这个活动是由一个中国学术机构倡导和组织的、以中国美术资料为基础的对美术史学科整体方法论的一场讨论。

　　我用这三场讲座做了一件我一般不太做的事，就是直接地讨论美术史研究中的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我的美术史写作是围绕大大小小的个案进行的，在研究和解释具体历史对象的过程中发展出超越个体现象的一般性概念（如“纪念碑性”“幸福家园”“位”“迹”“在场与缺席”等）或是总结出可以被重复使用的研究方式（如“图像程式”“中层研究”“超细读”等）。这些概念和方法一般都是为了分析具体历史现象服务的，在新的个案研究中都需要被重新检验和调整。它们从来不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也不是具体研究项目的目的和结果。

　　在我来看，这种以历史为研究对象（此处说的“历史”不但包括人物和事件，也包括器物、建筑和艺术作品），将概念和方法作为研究工具的做法仍然应该是美术史写作的常规路径。但为什么我在这个系列讲座里似乎脱离了这个原则，转而以“空间”这样一个广泛的、超历史的题目作为讨论的核心和对象呢？我想这其中有三个契机，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可说是“开宗明义”。

　　一个契机是这几年来不断有些年轻朋友向我建议，希望我把自己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总结一下。他们说我写的东西很多，覆盖面也比较广，从古代到当代、从墓葬到绘画都有，希望我概括出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基本线索或方向。我很理解这种希望，但也一直有些犹豫而未付诸实行。一是因为这种总结并不好做，需要找到合适的角度和方式，仅仅做些结论上的浓缩没有什么意思。二是我一直认为做学术就是要不断地提出新问题，发现新角度，面向过去进行死板的“总结”似乎背离此初衷。但当我收到OCAT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做这个年度讲座系列的时候，我开始考虑如果我希望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一下美术史领域的发展，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的话，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场合，这就牵涉到了第二个契机，即这个系列讲演的目的和对象。

　　把这个讲座系列想象成一门短课的时候，这个想法和上面所说的那个听到的建议就连起来了，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一下自己的学术研究和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提这个建议的主要是研究生和年轻学者。对我自己来说，虽然这几个讲座有意使用我曾经做过的案例，因此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但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进行思考。这就引到第三个契机和这个讲座的主题，即“空间”这个概念在美术史研究和解释中的应用。我对这个主题的一些想法将在下面的“引言”中给予介绍。

　　这里有两个细节需要解释一下。一是在这几个讲座中我有意使用了我以前所做的个案研究作为解说和立论的根据。这绝不是意图强调自己的研究，而是由于如上所说，这个讲座系列的初衷带有总结我以往研究的意图，也希望用这个机会为学生讲解一下我自己的治学经验。二是我在讲演前准备了讲演稿并事先发给了三位评点人，但在讲演时并没有照稿宣读，而是在许多地方有所删减或发挥。讲演之后出版整理时又进一步增加了一些内容，并修饰了文字。本书内容因而与网上所播放的实况讲演不尽一致，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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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将付梓之际，我深切地缅怀黄专先生（1958—2016年），他是OCAT研究中心的创建者，在他担任中心第一任执行馆长时邀请我作为2016“OCAT年度讲座”的讲演人。令我非常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听到这些讲话，但我在演讲的时候总把他想象为最重要的听者和交流者之一。

　　我也希望向郭伟其先生表示谢意，他以OCAT研究中心学术总监的身份主持了这三场讲座，以及与年度讲座计划有关的三个研讨班。郑岩、沈语冰和李清泉三位教授在百忙之中参加了我的讲座，对各讲进行了评点。OCAT研究中心的黄文璇、陈瑶琪、周琳、钱文逸以及实习生蒋理和李星，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的梁学明、陈玲英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对讲座进行了细致和妥善的安排。OCAT研究中心的钱文逸整理了讲话后的互动记录，并将我的三个讲话翻译成英文包括在这本书里，陈瑶琪统筹编辑了本书的稿子，陈明继续协助此书的校订和出版。世纪文景出版机构编辑部对本书的编排和校阅付出大量劳动。佳作书局的朱帅先生和林恬女士于讲演期间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现场组织了名为“从武梁祠出发：巫鸿著作展”的图书展览。在此一并致谢。

　　巫鸿

　　2016年7月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