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出头、在海军服役的那三年，我还真干了不少事儿。除了写过十首诗、几篇小说、一大堆情书，还利用通信做了一系列的海外画家采访。主要是当兵的日子太无聊，无论是驻防金门，或随着运补舰在海上漂泊。
我一直以为，这些在《幼狮文艺》连载了一年多（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的访谈为个人工作记录，最多以后在回忆录提提。没想到，上海译文的两位编辑陈飞雪、邹滢认为它们填补了中国现代绘画史的一段空白，有出版价值。
总之，一切都是缘；想到这里就不得不感谢《生活》月刊。夏楠有次来信，说杂志要介绍丁雄泉，数据显示我曾访问过他，可否把稿子传去供他们参考。
结果，编辑部同仁大吃一惊，用了个“震”字来形容，认为那是罕见的妙问妙答。文章刊出后，反应非常好。这下子我才想到，其实其他几篇也都不错。那个时代的人有底气，说话做事都实实在在、不打高空。尽管篇数不多，但每位画家的生活经历、学习过程是多么不同，非常值得参考。不但能给爱画画的年轻人借镜，也可让大家知道，我也有过画家梦。
从小我就想当画家，尤其是初二那年读了艾文・史东（Irving Stone）的《凡·高传》（Lust for Life，余光中翻译，台湾一九五七年版本译作“梵谷传”）。在世俗生活、精神世界受尽折磨的凡·高，把灵魂燃烧成一幅幅令人悸动的图象，让我每看几行就深吸一口气，每翻几页就止不住眼泪，仰望苍穹叹息。这是本向苦难灵魂致敬的书，告诉世人，凡受过苦的必有报偿，只要通过试炼，再低下的人都能升华为精神上的贵族。它跨越时空、地域、种族、文化，激发了一个十四岁的乡下少年，让我认定艺术就是往后的路，再苦也甘愿！
高中毕业，我如愿地靠插画找到工作，踏出在社会上的第一步。当时，台北举办任何画展我都会去观摩，有空就钻进卖日文书和欧美书的两家书店翻画册，总想着哪天一定要去巴黎、纽约闯一闯。当时，只要拼命念书，并不难申请到外国学校的奖学金。可是爱画画的通常学科成绩都不好，要通过托福考试特别难，能出国学习的少之又少。对生长在小岛的我们来说，只要能出国，哪怕是流浪、过着三餐不继的生活也值得，因为能开眼界、与世界接轨，在艺术殿堂中跟大师们的原作对话。
有一天，我在台湾省立博物馆看到一个新奇的版画展。谢理法、一个华人，把西方潮流完全吸收、消化后融在绘画当中，让我深觉，这是关在岛屿上的人绝对做不来的。透过高信疆的帮忙，我开始跟谢理法通信，想了解海外画家如何奋斗。谢理法非常支持我的工作，不但热心提供我其它画家的地址，还请《中国时报》编辑把他的一篇长文稿费转给我，说航空邮资很贵，希望能对我稍作补贴。
我用最便宜的邮简，摊开来正反两面都可以写，折起来连邮票都不必贴就能寄了。为了省钱，字写得像蚂蚁那么小，密密麻麻地爬满纸面的每个角落。我尽可能打听，找到更多画家的地址后，便开始跟他们一一联络。有的信石沉大海，有的信得到热情回复，其中包括旅居法国的熊秉明、彭万墀、李明明，意大利的萧勤、霍刚，英国的林寿宇以及美国的丁雄泉、赵春翔、谢理法、陈锦芳、廖修平、蒋彝、庞曾瀛、蔡文颖。
跟这些位前辈通信，还真是有如去了一趟海外。年青的我追求西方的一切，认为中国东西都是落伍的。常年在异地奋斗的画家们看尽所有，却认为创作不从自己的文化出发，难有机会。无论如何求新求变，断不能离了根。
遗憾的是，最后我只完成了八位艺术家的访问。蔡文颖、刁大卫戴维必须以英文通信，我没办法。蒋彝、熊秉明乐意受访，但得等他们任教的大学放假或特定日程才能答复。另几位虽已寄来数据，但我在退役后接触了摄影，又加上《幼狮文艺》认为丁雄泉的那篇访问过于前卫，不宜刊登，让我大感气馁，采访工作就这么搁下了。在《汉声》（ECHO）杂志没日没夜地忙，距离绘画愈来愈远，当画家这件事就成了未完成的梦。
本书中的画家我只见过丁雄泉、谢理法、廖修平和陈锦芳，其他四位从未谋面。前些日子到国家图书馆找数据，把《幼狮文艺》的旧杂志一页一页地影印，翻拍那些印刷质量欠佳的图片。读着看着，心中感慨无比。
记得读小学时，我就时常受到美术老师杨乾钟的鼓励。念头城初中时，因为跟美术老师顶嘴被记大过，加上之前旷课太多，只好退学转到冬山中学重念初二。由大陆来台的美术老师是杭州美专（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毕业的，总是不吝赞赏我、给我全校最高的成绩，作业却从不发还。毕业典礼那天去谢师，才发现他的宿舍墙壁贴满我的作业。那真是我在画画方面得到的最大肯定。老师给了我无比的信心，我却忘了他的姓名，真不应该！
考回头城高中后，三年六个学期的美术老师都是蓝荣贤。他当时才从“国立”艺专毕业，一点也没把我当学生，待我像哥儿们，找我去礁溪他家吃饭。他谈恋爱我当电灯泡。他开首次个展，居然请我这个高二学生帮画册写序。
到台北参加大学联考，考卷一发下来我便知无望。把上课偷画的一大叠素描捧去《幼狮文艺》找工作。从爱荷华大学写作工作坊返台的诗人痖弦才任主编，目不转睛地翻着我的画稿，怀疑地问：“这是你画的吗？”几天之后，我便在这本当时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上班，发表了大量插图，成为众所瞩目的黑马。
席德进是第一位为我写画评的前辈。我们年龄差一大截，却彼此相知互重。后来我拍照，在《家庭月刊》发表一系列的台湾乡村摄影报道，离绘画的道路愈来愈远，跟他较少联络。一九七七年秋天路过忠孝东路，见阿波罗画廊正在展席德进的作品，看了大为感动，便给他写了封信。没料到席德进不但立刻回信，说我是真正了解他的人，还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画册《我画、我想、我说》作序。
除此之外，在《汉声》（ECHO）杂志工作时，我曾采访过同乡前辈蓝荫鼎，中文稿被翻成英文后并未留下来。后来在《雄狮美术》（何政广主编时期）、《台湾时报》副刊（陈冷主编时期）也写过几篇画家评论，均未保存。如今能看到的，除《联合报》副刊（平鑫涛主编时期）的《现代艺术的困境》，就是这些海外画家访问记了。
跟他们通信时，我才二十二三岁，这让他们大感吃惊，对我特别关心。谢理法先生赞助邮费，庞曾瀛先生再三叮嘱我上大学、将来出国深造，说我若不这么做，就是浪费自己的才华。庞先生甚至开出条件，要补助我生活费，让我退役后好好念书，不得再工作。也不管我同不同意，他就寄了一张支票给一位台湾画家转交。我忐忑不安地领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感觉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承诺，若是达不到他的期许，该如何是好？
那个年代，那些人，那种慷慨提携后进的情怀……每每忆及，都让我感念不已。身在纽约的廖修平先生、陈锦芳先生叫我到他们台北、台南的家中取画作当纪念。赵春翔先生航空寄来一幅水墨画，叮咛我找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店裱褙。丁雄泉先生首次来台便找我共聚，返美之前把身边剩的台币都留给我，说懒得换回美金，让我帮他吃两顿大餐。熊秉明先生虽没采访成，首次来台办展时也指名要见我。在餐桌上跟一伙人同时见面，但他的微笑让我知道，他读过并欣赏我所作的访问记。
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集画家、诗人、作家、书法家于一身的蒋彝先生。生于江西九江的他，享有“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美誉，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将Coca 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在海外功成名就，却四十余年不娶，于一九七〇年代返乡与发妻、家人团聚。
当时蒋先生年近七旬，在美国哥伦比亚任中国文学教授，不但赠书给二十二岁的毛头小伙，且以工整的毛笔小楷回信，对我多所鼓励，还告诉我，日后采访哪位画家可提哪些问题。用不着谋面，这份为人处事的谦和、严谨，已对年少轻狂的我起了相当的教育作用。
只可惜，蒋先生的墨宝，连同其它几位的邮简都因屡屡搬家而不知去向。就连那些珍贵的、被我用报纸层层包裹的一卷卷原作，也被每周来一次的清扫妇给当垃圾丢了。
蒋彝、熊秉明、丁雄泉、赵春翔诸位先生都已陆续过世。为了纪念那些没有完成的访问记、那些遗失的画作、邮简以及我那未完成的画家梦，我特地找出蒋彝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全文《中国的画家》附录于后。藉此缅怀，并表达我对这群画家的感激与敬意。
如今的我早被贴上摄影家的标签，虽然我也写过许多文章、画过很多插图，而且自认这两项尝试的成绩不比拍照差。这辈子从小爱画画，既然三十岁到六十岁给了摄影，六十到七十岁勤于笔耕，干脆七十岁之后重拾画笔，并把之前的插图整理出版画册。
从小的画家梦，可能因为这本书的出版，在半个世纪之后让我把梦做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