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敦煌藏经洞：丝路历史的凝固瞬间

如果只能参观一个丝路遗址，去敦煌。那里的自然景色非常壮观。深绿的杨柳环绕着郁郁葱葱的绿洲。石崖上开凿着大约五百座石窟，里面有美不胜收的佛教壁画。壁画融合了印度、伊朗、中国以及中亚等地的元素。有四万余件文书的藏经洞（图见下一页）是丝路上保存文书和文物最多的地方。1其中发现了佛教、摩尼教、祆教、犹太教、景教等各种宗教的文献，展现出这一地区曾经是多么国际化。在公元一千纪，敦煌是重要的边塞城市、佛教朝圣中心以及贸易中间站。公元1000年之后敦煌逐渐衰落，成了穷乡僻壤。当1907年斯坦因把这里定为自己第二次中亚探险的目的地时，到过这里的欧洲人非常少。斯坦因在这里的发现为他赢得了英国的骑士头衔以及在中国持久的骂名。

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险中依据先前的经验率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掘文书和文物并将其负责任地尽快发表。从他在和田、尼雅的第一次中亚探险以来的六年中，英国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俄国、德国、日本和法国都派出了探险队来新疆攫取文物。2斯坦因申请了拨款得以离职两年。他的目标是重走克什米尔到和田的路，然后穿过沙漠一路直抵甘肃省西端的敦煌，直线距离1325公里，全程长1523公里。

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东方学家大会上，匈牙利地质学家洛克济（Lajos Lóczy）做了关于敦煌的报告，这是斯坦因首次听说敦煌。洛克济是1879年首次访问敦煌的欧洲人之一。那时只有两名僧人长年住在这个几近废弃的地方。尽管洛克济的专业是土壤和岩石研究，但他还是看出了洞窟中佛教壁画的重要性。1中国学者一般忽视壁画而更重视卷轴画。敦煌最早的壁画年代为公元五世纪，大大早于现存的所有绢画。

第二次探险队的成员跟第一次的一样，包括照顾骆驼马匹的人、会拍照的测量员、仆人，以及厨子。加入队伍的还有一名能在沙漠中穿行几百公里而不迷路的信使。他的任务是去临近的城镇取送斯坦因的邮件以及英属印度政府以银锭的形式下发的拨款。

斯坦因的维吾尔语（斯坦因所谓的突厥语）口语能力在新疆工作时很有用，在甘肃却派不上用场，这里汉语才是主流。公元前111年，敦煌首次进入中国版图。汉朝在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之后在敦煌建起了戍堡（悬泉置隶属于敦煌）。中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时断时续。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中国，之后敦煌便一直处于中国治下。1敦煌是整个地区的学问中心，当地人在学校学习汉字并用汉字书写。2在英国驻喀什领事的推荐下，斯坦因雇了一名名叫蒋孝琬的中国师爷做秘书。此人不懂维语，因此最初交流有些困难。斯坦因从未学过汉字，但是两人一起旅行几个星期之后，斯坦因的汉语已经足够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1907年春天，斯坦因在向敦煌进发的路上听到了一则传言，说敦煌洞窟里的东西远不止壁画。这则传言是从一个躲债的穆斯林商人口中首次听到的，此人给他讲了王圆箓的发现。王圆箓原先是当兵的，1899或1900年从清军退出之后来到了敦煌。与许多老兵一样，他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并皈依了道教，因此斯坦因称他为“王道士”。识字不多的王道士来到敦煌之后不久，有一天偶然敲了一处窟壁且听出里面是空的，这样便发现了墙后隐藏的藏经洞（17窟）。3拆掉窟壁之后，王道士给本地以及本省官员送去了几幅字画，其中至少有一位官员，即古文字学者叶昌炽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因为拳乱之后官府实在拿不出钱来，因此决定不取走这些文书，而是命令王道士将文书留在原处保管。

当斯坦因和他的秘书蒋孝琬于1907年3月第一次来到敦煌时，王道士出门“跟助手一起化缘去了”。他们借此机会在崖边的洞窟边转了转。这些洞窟完全露天且无人看守。斯坦因注意到一条十世纪史料的描述非常准确：

古寺僧舍绝多。亦有洪钟。其谷南北两头有天王堂及神祠。壁画吐蕃赞普部从。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凿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殿。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巡礼游览之景。1 *

斯坦因注意到，尽管窟前的遮檐大多已经坍塌，很多塑像和壁画依然完好。2

根据石窟中的一通石碑，一位僧人于366年造访此处并开凿了第一座洞窟。敦煌研究院将千佛洞的492座石窟中年代最早的定在北凉时期（422—439年），最晚的定在十三四世纪。3最早的石窟与尼雅和龟兹的石窟类似，里面有单独的佛像或是佛陀前世的图景。600年之后建成的石窟中则是佛经故事中的场景。石窟凿在极为脆软的砂砾岩上，六七世纪时就坍塌了几座。近年来持续的客流进一步损毁了石窟，敦煌研究院建了复制窟以期减少客流及其对壁画的损毁。只有几座石窟对普通游客开放。如果要参观最著名的几座石窟，则要支付每人几百美元的高额票价。

1907年，斯坦因和蒋孝琬完成了对遗址的初步探查之后遇到了一位年轻的藏族僧人。蒋孝琬与之单独会面，僧人给他看了一件写有汉字的手稿。蒋孝琬看到“菩萨”一词多次出现，但由于缺乏阅读佛教材料的经验，他并不能看懂文书的内容。斯坦因想要酬谢为他们展示手稿的僧人，但是蒋孝琬却“建议谨慎行事。过分慷慨的礼物会让人怀疑其动机不纯”。斯坦因和蒋孝琬商量出一个价码，然后付了“一块碎银子，相当于大约三卢比或者四先令”。 斯坦因在关于这次发现的第一本书《沙埋契丹废墟记》（Ruins of Desert Cathay）中讲到，“我和蒋师爷密谈了很久，商量怎样才能接触到这些发现，如果遇到宗教势力的阻挠，要怎样才能化解”。

斯坦因和蒋孝琬都明白这项任务的敏感性，因此他们不敢声张。与其他斯坦因发掘过的遗址不同，敦煌是一处“有宗教活动进行”的地方，斯坦因不知道他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当地修行之人会不会如此好心——而且在乎物质利益——以至于可以无视圣物被拿走？若果真如此，我们能否指望他们的精神影响可以减轻那些为朝圣地捐款且更为迷信的普通人的顾虑？”甚至在见王道士之前，斯坦因就已经决定把活动限制在拍照和画图之内，因为当地信徒肯定会反对他们拿走任何佛像和壁画的。

由于王道士不在，斯坦因决定去调查从敦煌向西延伸出去的一排烽燧并在那发现了粟特古信札。当他于1907年5月15日回到千佛洞时，他目睹了一次“足有一万人”参加的年度宗教节日。斯坦因保持着距离，由蒋孝琬说服王道士与斯坦因见面。王道士出于焦虑，砌起了一堵墙封住了藏经洞的唯一出口。当二人终于见面时，斯坦因记下了他对王道士的第一印象：“他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怪人，极为羞怯紧张，偶尔还露出狡猾的神情，这可完全让人振奋不起来。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此人不好打交道。”

斯坦因在叙述自己在敦煌的经历时总是不断地提到他和他维也纳大学的导师比勒（Georg Bühler）在印度收集梵文手稿时的困难。比勒一直想研究一份文献，在欧洲遍寻不得才来印度收集手稿。1875年，他终于看到了那件自己为之来到印度的手稿，可手稿主人之后又将其收了起来。比勒直到去世也没能再看到这份手稿一眼。斯坦因在印度最大的学术胜利之一就是在14年之后买下了这份手稿。1

斯坦因明白敦煌藏经洞提出的挑战与在沙漠迷路或者在尼雅挖掘废弃遗址非常不同。他必须运用他在印度获得的能力，把手稿从其保管者手中拿下。与王道士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有了“打一场持久战、攻坚战”的准备。

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明确决定不与王道士讨论学术和考古，改为唤起他对求法僧玄奘——斯坦因的“中国主保圣人”——的记忆。斯坦因讲道，他用自己不流畅的中文告诉王道士自己对玄奘的虔敬：“我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我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的遗址”等等。斯坦因一直伪装成玄奘的信徒，他在6月13日离开之前甚至捐钱要做一尊新的玄奘“泥塑”。蒋孝琬和斯坦因告诉王道士藏经洞里的文书应该属于一座印度的“佛学寺庙”，他们让王道士误以为斯坦因和很多世纪以前的玄奘一样，是来为一座远方寺庙取经的。

初次见面之后，斯坦因让蒋孝琬与王道士单独谈判。当天夜里，在黑暗的掩护下，王道士拿给蒋孝琬一卷文书，这恰好是一部玄奘翻译的佛教作品。蒋孝琬立刻把这一好兆头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便把临时封住藏经洞的墙拆了。

之后谈判进行得更顺利了。三人都同意此事需要绝对保密。据斯坦因讲，王道士规定：“交易内容除了我们三人之外不许任何人知道，只要我［斯坦因］还在中国境内，就必须对这些‘发现’的来源完全保密。”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王道士把一卷卷的文书交给蒋孝琬，再由蒋孝琬和斯坦因从中挑出最重要的。临近尾声时，王道士突然惊慌失措又把所有东西搬回了洞里，蒋孝琬又一次介入挽回了局面。蒋孝琬和斯坦因挑拣好之后，斯坦因命令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把这些文书缝进袋子里，这样就没人知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了。

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步，斯坦因都讲到谈价钱的事。他和蒋孝琬定下一个目标之后就由蒋直接跟王道士谈。斯坦因在这里遵循了一个当时普遍的做法。全亚洲的外国人常常指派他们的手下或者仆人为自己买日常用品及其他东西。蒋孝琬和王道士最终就价格达成了一致，七箱手稿、五张绘画以及其他东西共计130英镑。斯坦因在给好友阿伦的信中高兴地写道：“这个价钱也就能买到一片梵文贝叶外加几件‘古物’。”1

斯坦因于1907年夏天离开之后，王道士继续出售藏经洞文书，并用所得对洞窟群进行修复。蒋孝琬同年秋天回到敦煌，又买了230捆文书并将其寄给斯坦因。斯坦因所得文书共约一万一千件。1908年，天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买了七千件文书并将其运回巴黎。2 1910年，中国政府下令将余下的一万件汉文文书（不包括藏文文书）运回北京。王道士扣下了一些，运往北京的途中又遗失了一些。3 1912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了大概一万件，1914年斯坦因最后一次回到敦煌又买了600卷。4

1929年，斯坦因在哈佛的一个系列讲座上自豪地向听众讲述了他在敦煌的经历。当斯坦因于1914年回到敦煌时，王道士热情地欢迎他，并向他展示一份账目，上面详细记载了自己是如何用那些钱翻修洞窟的。“考虑到官方对于他［王道士］所珍视的这些文书的处理方式，他非常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接受我通过蒋师爷［蒋孝琬］提出的建议将经卷全部卖出。”5 斯坦因觉得，因为自己付给王道士的钱比其他人都多（中国政府没付钱），他当时应该能买下全部经卷并将其运出中国。即便1929年时很多欧洲和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文物应留在中国，斯坦因依然不觉得把文书和文物从中国运走有什么不对。

在思考敦煌文书的流散问题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用现代的标准来评判斯坦因。今天，很多人都支持将埃尔金大理石*归还给希腊。但是必须考虑到斯坦因和其他探险家都活动于“一战”以前、帝国主义盛行的时期。欧洲列强和日本都派出探险队进入新疆挖掘，当时没什么人对此提出质疑。少数几个提出质疑的人包括德国人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俄国学者奥登堡（Sergei Fedorovich Oldenburg）。他们都对勒柯克及其他人从遗址中剥除壁画的行为提出过批评。1

当时的外国人有正当的理由认为藏经洞文书离开敦煌会更安全。敦煌石窟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1862—1873年）曾遭到破坏，而斯坦因非常清楚地知道当地人是多么躁动不安。2 1907年6月，斯坦因走后仅仅一个月，当地就因谷价而爆发了骚乱。

中国人对于斯坦因行为的看法在逐渐软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大盗，直截了当。甚至八十年代中期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时我们的教授说如果他是一件敦煌文书，他宁愿被带到巴黎或者伦敦去，因为那里的保存条件比北京要好得多。有位中国同学听了这话立刻火冒三丈。1998年，《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文全译本出版，其中包括斯坦因在敦煌与王道士交涉的详细记述。杰出的中国考古学家孟凡人为该书作序。《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包含当时顶尖学者对斯坦因所获材料的翻译，“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的最高研究水平”，不过斯坦因的“劫掠行径”“应受到严正谴责”。3

出版事业的发展使得藏于外国的敦煌文书越来越容易为中国学者所利用：70年代末，微缩胶卷首先发行。随后敦煌文书的多卷影印本于90年代陆续出版，其中的写本照片清晰可读。现在写本照片正不断被上传到伦敦的国际敦煌项目的网站上。1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是中国唐史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他于2005年在中国顶尖的历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对比了斯坦因和伯希和的做法。斯坦因没有告诉中国学者他的发现，而伯希和则把自己买走并运回巴黎的文书的照片给了他的中国同行。荣教授提请读者注意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学者呼吁要保护敦煌文书，但没人离开过自己舒适的家，没人效仿斯坦因和伯希和亲身造访敦煌。其结果就是敦煌文书被大量拿走。2

但是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斯坦因的做法还是带有欺骗性质。他号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他购买文书和绢画时非常清楚自己所付的钱远低于市场价。他为了保密采取极端方式，一切都在夜间进行，而且只告诉极少数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人们不禁奇怪斯坦因之后为何如此大大方方地讲述自己当时是如何偷偷摸摸的。

虽然斯坦因在讨论敦煌时没有特别提到佩特里（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但他在其他地方常常承认自己受到了此人的影响。3佩特里是英国在埃及考古发掘的领军人物，他在1902年斯坦因第一次探险归来之后会见了斯坦因。在《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的前言中，斯坦因称佩特里为“有着无人可及的经验的考古探险者”。4 1904年，佩特里的《考古学的方法与目的》（Methods & Aims in Archaeology）一书出版，该书提供对发掘每一阶段的逐步指导，包括后勤准备、现场挖掘、发表结果。佩特里曾在埃及发掘，他教给考古学家如何在落后国家开展工作，如何花少量的钱让工人上交他们发现的小件物品而不是自己去卖掉：“出钱才能保证［对文物］最好的照顾。”佩特里还建议读者以两个版本发表结果，一个服务于“学生和普通民众”图版较少价格低廉的简装版，以及一个“服务于图书馆、藏书家和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华丽的精装版”。斯坦因严格遵照他的建议，他的书甚至连版式和字体都和佩特里的书一样。1

佩特里在“考古学的道德问题”一章中有预见性地指出，考古学家一旦在遗址完成挖掘，就不会给后世在此留下任何东西。考古学家可以把发现物置于博物馆中，但这些东西总会朽坏，出版物最终会成为唯一记录。“权利应该以能否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来评判。”佩特里批评政府总是制定法规不许外国考古学家挖掘却允许“无知的老农”肆意“挖掘破坏”。斯坦因在《古代和田》的序言中引用佩特里的告诫，考察者必须“细心工作、详细记录、完整发表”。2斯坦因对于自己在中国钻政府法规的空子、与王道士的交涉等通通直言不讳，完美地体现了佩特里手册中的务实精神。斯坦因与他的导师一样，以“在现在及未来得到最多知识”为目的，对于把文书文物运出中国没有任何顾虑。

按照佩特里的指导，斯坦因试图尽可能重构17窟的本来面貌。藏经洞中的材料按层排列的方式显示这不是偶然保存下来的一堆文书和绘画。这些材料显然是某人或者某个团体特意放置在洞中的。但这又是为什么呢？洞中有许多纸片，这让斯坦因认为该洞是一个废纸贮藏室。

荣教授仔细地将斯坦因的记述与中文史料以及伯希和的记述进行比对。尽管斯坦因没有机会仔细考察藏经洞，但他的记载依然是对藏经洞最详细的描述。藏经洞被王道士为斯坦因打开，第二年又为伯希和打开，其原貌已经被无可挽回地破坏殆尽了。荣教授挑战之前的“废弃说”，对藏经洞文书的存放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解释。3

斯坦因使用的藏经洞（library cave）一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藏经洞不是一座单独的洞窟。它是一个小储藏室，面积不到3米见方，高不超过2.7米。藏经洞原本是看不到的。王道士敲了16窟的窟壁，发现窟壁后面是空的，把墙拆掉才找到了这个储藏室。

藏经洞本来是洪辩和尚的纪念窟，此人权力很大，曾在851年被唐朝皇帝册封为都僧统。862年他去世以后，其弟子把与他相关的物品置于此窟，并来窟中祭拜。1十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僧人们开始把此窟用做文书储藏室。1王道士在1900年前后清理该窟时把塑像移走了。后来敦煌研究院又把塑像放回原来的位置，今天依然可见。

藏经洞中的很多文书都标着所属寺院。十世纪的敦煌是个佛教中心，约有15座寺庙，三界寺是其中较小的一座。2因为三界寺的名字在藏经洞文献中最常出现，藏经洞有可能隶属于该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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