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诸多丝路研究的专家汇聚北京，参加由法国科研中心中国文明研究组、法国东方与西方考古研究组、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联合主办的“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气氛异常热烈，因为2001年以来在西安发现的几座粟特墓葬让所有人都激动不已。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几位外国学者约十五人要前往西安。接待我们的是西安市考古所（现改名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院）的孙福喜和杨军凯两位考古学家，正是他们主持发掘了史君墓。由于当时正值学期中，北京的中方教授们都脱不开身，因此我们就自己上路了。

在机场换登机牌时，地服人员问我们谁是带队的，我们互相看看迷惑不已：如果拿着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加拿大护照的一群人在纽约或者巴黎领登机牌，没人会问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我们这个人数不多却成分复杂的小团需要一个带队的。我自告奋勇当头儿，结果得到了我人生中最棒的赞美：之后的三天里，大家都叫我女萨宝。萨宝是粟特语“头人”的意思。据我所知，还从没有过女性头人，也就是说我是史上第一个女萨宝！

我们在西安过得非常愉快。我们参观了史君墓（杨军凯细致入微的考古报告《北周史君墓》在201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看到了墓中出土的粟特语－汉语双语墓志（见本书第五章）。我们并不知道墓主人的汉语名，只知道他的粟特名字是Wirkak。在北京的会议上，孙福喜翻译了墓志的汉文部分，吉田丰翻译了粟特语部分，而我们现在又有机会见到实物。我们也见到了该墓的围屏石板。葛乐耐（Frantz Grenet）、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与杨军凯讨论了其中尚未解明的复杂图像。看他们交换意见真是一种享受：葛乐耐对于伊朗所存的祆教艺术烂熟于心，并以其解说史君墓的石屏。更让人惊叹的是，他并非有所准备，所有解说都是即席发表。当考古学家一块块地打开石板的包裹，我们由于刺鼻的粉尘而咳嗽时，葛乐耐已经检视完石板并开始解说了，而我们其他人常常连画面的基本构成还没看清呢。讨论非常热烈（有葛乐耐在时总是如此）：他拿不准一个人物是摩尼僧还是道士，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有他自己的看法，其他人也各抒己见。这次旅行之后的几年间，他们的论争还在学术刊物上继续着。我想我会永远珍藏目睹这次论争开端的回忆：在西安考古所仓库中，葛乐耐和魏义天近距离看到实物，并对他们所见进行阐释。

其他丝路学者也在场：我的研究生同学和好朋友安吉拉·盛、日本学者荒川正晴和森部丰、在外国学者中对于敦煌文献和中国农业最为了解的法国学者童丕（Éric Trombert）、英国语文学家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丝路研究引人入胜，因为和古代的丝绸之路一样，现如今的学术领域格外地国际化。正如同丝路绿洲的统治者们欢迎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来自己的王国定居并供奉各自的神明一样，现代学者们自由地分享着自己对丝路文物和文书的解读。在丝路研究的第一个世纪中（1895—1995年），有一条不成文的分工方式。欧洲和日本的学者大体研究粟特语、吐火罗语、健陀罗语、于阗语等死语言的材料，中国学者则主要研究汉文材料，当然季羡林是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例外。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学生的留学机会越来越多，比如本书译者张湛目前正师从伟大的于阗语学者施杰我（P. Oktor Skjærvø）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能由如此专业的译者来翻译我的书，我的确非常幸运。我也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他和其他在欧洲、美国、日本留学的中国博士生们更多的成果。

韩森

于耶鲁大学

2015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