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德加，纸上粉彩，47cm × 60cm，约作于1882 年 莫里斯描述说，高更每天都站在画展现场，极其镇静地听着参观者所发出的那些愚蠢的谈论和嘲笑。这正如他后来所说，当时的感觉好像印度人笑对酷刑的折磨。只有德加来了而且领会到了高更画作的深意。在画展的最后一天，高更对他说：“德加先生，您忘记了您的拐杖。”随后取下他自己雕刻的一根拐杖送给了目瞪口呆的德加。 
《孤独》（Alone），高更，1893年 赤贫的辛酸好像确实成为高更生命中须臾不离的一部分，正在这时，财富带着虚伪的笑容和可能给他带来好运的热情出现了：他的一位在奥尔良的叔父去世了，这位叔父是一位富有的单身汉，高更从他的遗产中继承了13000 法郎。这次画展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之举，但他的下一步行动则完全是荒唐的。与冷静地反思自己的现状相反，他未经深思便租下一间画室，决定通过进一步的努力来打动巴黎人，让整个巴黎震惊。莫里斯承认，这是高更那些所谓的朋友们的主张。如果这次高更做得好的话，他会发出那句著名的恳求：“将我从我的朋友们中解救出来！”但是，莫里斯认为，考虑到当时的情势，高更的这一决定无疑又是一个错误。 
《爪哇人安娜》，高更，1893 年 有关高更那一时期的画室及其生活情况的传言，多年来从未间断过。已经达成共识的是，他在画室的墙上涂满了微带灰白的黄色颜料，窗玻璃则仿照彩绘玻璃的技法画上了塔希提岛的各类风物（顺便提一句，这就是多年前在巴黎的一次商展上所展出的那些玻璃画作）。而且，他的房间确实饰有各种战利品、回飞镖、木制短棒和矛之类的物品。此外，他还养了一只猴子和一位模特，后者是一个黑白混血女子，据说来自爪哇，但对于他来说，其意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绘画用的试验品。而且据说他的装束奇特，拥有一件缀有珍珠纽扣的蓝色长款骑士装，一件蓝色马甲以及一条黄棕相间的马裤，外加一顶饰有蓝色带子的灰色懒人帽。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情形及其细节其实都不重要。 
《手持芒果的女人》，高更，1892年 现在高更已去世多年，他那些为引起漫不经心的巴黎人的关注而作出的卑微努力也应该一起被埋葬和遗忘掉。尽管拥有这种自我满足的虚荣和炫耀，高更仍然发觉自己无法安逸自在。他经常在自己的画室举办茶会招待象征派画家，但后者敷衍的奉承又让他觉得难受。于是，他动身去布鲁日（比利时小城）游历，在那里，他叹服于梅姆林的杰作，并被鲁本斯作品中极其野蛮的风格所震惊和折服。同时，他对新招收的乐于表现自我的学生塞金（Seguin）和奥康纳（O’Connor）逐渐失去兴趣。后来，他又试图向政府申请居留大洋洲的资格，结果遭到拒绝，只好坐船回到阿旺桥。一天，当他带着那个一直雇用的混血模特来到海边散步时，突然遭到了一些水手们的嘲笑。就在那一刻，所有拙劣的伎俩和苦心积虑的做作全部从他身上消失，他又变成了一个野人，为捍卫自我生存的权力而斗争。于是，他对水手们实施了攻击，但无奈对方人数太多，尤其是其中一个水手趁他不备时，溜到身后狠狠地踢他，致使他的腿部胫骨骨折。在混乱中，那个混血模特趁机逃跑了，坐上火车回到巴黎，进入当时已经空无一人的画室，带走了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高更本人，则被抬上了一副担架，一声也不呻吟，只是默默地忍受着，偶尔翻一下身，不停地抽烟。 |
